钟远蕃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进步的文化人荟萃广西桂林。他们艰苦奋斗，主办了许多报刊杂志、文化团体，传播进步的文艺和社会科学理论，坚持了抗战、团结、进步的立场，发挥了巨大的革命作用，而被国内外称誉为文化城。距桂林百多公里的柳州，这座唐代著名文学家柳宗元谪居过的城市，当时也有不少文化人和文艺团体经常从桂林等地来柳州工作，配合桂林的 文化运动，表现得活跃和繁荣，也起了重大的进步作用，人们曾称柳州为桂林的文化卫星城。
这座文化卫星城起中坚作用的是《柳州日报》。从抗战初期的四十年代开始，《柳州日报》就在中共地下党和进步人士的掌握、领导之下（从1942年7月开始，主要是罗培元同志领导，直到解放战争初期才撤回广东），它通过新闻报道，社论、专论、文艺副刊等等，坚持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立场，教育了广大的人民群众（1942年左右，《柳州日报》的发行量达6000至一万多份），并掩护、团结了近百个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开展工作。在1944年秋至1945年夏柳州地区沦陷期间，以《柳州日报》特委、桂林文化支部、柳北地下党为核心，在罗城、融县和柳城县开辟了抗日游击区，建立了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队伍。
抗战期间，驻在柳州的国民党第四战区长官司令部（司令长官为张发奎）有地下党特别支部（成员是左洪涛、何家槐、杨应彬等同志）和进步人士张文（任张发奎的高级顾问）等等。他们对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进行统战工作，推动四战区和柳州的人民抗日救亡活动，起了重大的作用。1980年5月在北京的一次座谈会上（纪念石辟澜同志），夏衍同志谈到1941年的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发动全国性的反共高潮，各大战区的长官司令都发了反共的通电，就只有在我党影响下的第四站区长官司令部不发通电反共。第四站区政治部在地下党和进步人士的支持下，创办了宣传抗日救亡运动的《建国日报》。
因此，抗日战争时期的柳州，在政治上、文化上，总的来说是个比较进步的地方，今天回忆起来，还感到浓厚的兴趣和喜悦。
1941年秋，我因为在广东曲江编辑的地下党主办的公开刊物《新华南》遭到反动派的压迫而停刊，应柳州的地下党员李文浩同志的邀约，到柳州中学担任高中二年级的导师兼国文教师。为了隐蔽，我改名为钟天赐。柳州校长周思宝是个很反动的人物，但学生中却有很多进步青年，进步教师有李文浩、容洁英、陈步文等。柳中，是当时柳州的最高学府，是进步青年聚焦的据点之一。我担任导师的高二班多是在桂平博白等县来的进步学生。我给他们介绍高尔基、鲁迅的作品（如《海燕》、《门外文谈》等等），受到学生的欢迎，这引起了周思宝等反动分子的恐惧和仇恨。如在1942年春，周思宝邀约教师们于星期天清早对学生宿舍进行所谓的卫生检查。在检查过程中，周思宝竟然无理地强行将柳中学生会主席、高二班学生熊福强（按：该同志是地下党员）的被子和蚊帐撕得粉碎，并破口大骂，真是蛮横、疯狂之极。还有一位姓周的训育主任，在为儿子做“满月”时，大宴亲友宾客，大概是喝酒多了竟吐了真言，他埋怨道：“还抗战什么呢？打不下去了……”公开主张投降汪伪。
反动派的压迫、欺骗阻挡不了广大学生的进步，他们组织了剧社，公演进步的戏剧（地下党员何家槐、左洪涛等曾指导过他们排戏，并在1941年冬观看过他们的《萌芽》一剧的演出），各班组织班会，出版墙报，发表鼓动团结进步的革命诗歌和文章。1942年的“五四”运动节日到来时，我们开了纪念大会，号召青年们继续发扬“五四”运动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反动当局对于进步力量非常仇视和恼火，便于1942年6月的一天，竟借故和捏造罪名把我免职，还把熊福强、黎家健等六、七名进步学生开除。
上面说过，《柳州日报》从四十年代初就在中共地下党掌握之下（按：当时报社有地下党支部，党员有李文浩、谢文思、张白萍、沙君涛、林继茂等人。1942年“七﹒九”事件后，支部撤走。从广东来的地下党员罗培元等同志，又打入报社进行革命活动至1946年夏）。它长期与敌、伪、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复杂、坚韧的斗争，始终坚持革命立场，按照我党《新华日报》的社论精神办报和指导革命活动，团结了广大的革命人士和人民群众，它是我党在国名党统治区办报的一个成功的榜样。我到柳州不久，就受到该报聘为特约撰稿人，后又兼任评论主任，每周写一、二篇社论或专论。当时该报主要负责人有谢基，后来换上罗培元同志。副刊编辑最初为曾敏之，后来是邱艾军，他们出过《诗刊》。
我任《柳州日报》评论主任期间，写的社论有论国内形势的，也有论国际形势的。记得我当时论述国内时局，认为目前（1942年）已进入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全国战争出现了犬牙交错、互有进退和游击战争大发展的形势；而要使战局从相持阶段成为胜利的反攻阶段，就要进一步发动人民群众，加强抗战和团结，进行政治改革。社论发表后，报社受到不少从湘鄂前线寄来的读者信件，认为文章分析战局颇有见地，希望以后多发表这类文章。1942年冬，正是德国希特勒法西斯军队从斯摩棱斯克正面扑向莫斯科的时候。当时重庆、桂林都有一些人对反法西斯战争信心不足，发出了悲观的论调，反动分子则乘机诋毁苏联红军。如右派文人西莹(即陈源)在《大公报》发表文章，公然宣称：苏联红军不堪德军之一击，是自不待言的；莫斯科的陷落是不可避免的。《柳州日报》当即发表社论《论莫斯科的保卫战》予以反击。社论说：根据我们对苏联红军和苏联人民的坚强英勇的充分估计和信赖，以及从西伯利亚运来的后援部队的源源投入战斗，加上斯大林的英明指挥，德军锐气已大受挫折（如围列宁格勒不下，向莫斯科进犯受到严重阻击等等）。社论断定莫斯科不会失陷。这篇社论发表后得到群众广泛的称赞和好评，桂林的一些进步报刊还作了重要转载。1941年12月8日，日本法西斯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柳州日报社即发表了题为《新形势与新任务》的社论，并印发号外。记得那天人心振奋，在柳江两岸大批人群抢购号外，以先睹为快。大家都感到美国和英国对日宣战，世界的反法西斯阵线的力量增强了，日军更加孤立了，抗战胜利更有把握了！大约在1942年的“五一”节，柳州还召开了群众庆祝大会。在大会上，第四战区长官司令部的吴石参谋长还对战局作了乐观的讲话。
1942年夏天，柳州专署派了一个姓黄的反动分子任柳州日报社社长。他上任后即散布流言蜚语，说我是“八字脚”，迫使我不得不逃亡到桂林隐蔽（当时罗培元同志秘密通知我深夜出走的）。但这个姓黄的社长没有干多久就离开《柳州日报》，罗培元同志为编辑主任主持工作，陆续有地下党员张琛、邓邦俊等同志从广东来参加报社，分别担任副总编辑、副刊编辑等工作。《柳州日报》继续发挥着战斗、进步的作用。
1944年秋，日军大举进犯湘桂，桂林、柳州相继在11月沦陷。《柳州日报》撤退到罗城县龙岸一带坚持斗争。当时从桂林来的司马文森（按：地下党文化部负责人）夫妇（司马的爱人雷蕾是融水县人）、郑思夫妇、周行（翻译家）夫妇、吉联抗（音乐家）以及潘佛章、温流等地下党员和进步文化人，也撤退到这里。我和爱人张素梅以及黎家健、广西大学学生张宗尧、钟挺英也随同临桂儿童教养院的师生撤退到龙岸。我随即参加了《柳州日报》的工作。临桂儿童教养院有不少进步师生，其中如魏德华等学生参加到《柳州日报》的儿童团等组织。
龙岸是一个方圆约二、三十里的村庄，约3000多人口，农副产品比较富足，广东来的移民在这里务农的很多，和我们相处得很好。龙岸还是著名文化人士周钢鸣和曾敏之同志的故乡。一大批共产党人和文化人聚集到这里，便着手酝酿、筹备建立抗日武装的组织及活动。记得初到龙岩时，我就与罗培元同志商议过在桂北一带开辟抗日游击区的事。当时国民党的军队和政权机关都溃散了。在罗培元同志为领导的地下党《柳州日报》持委的领导下，《柳州日报》的百多名职工分派在龙岸、和睦、黄金等圩镇，出版油印的《柳州日报》。我和邓邦俊同志在和睦编辑油印报纸出版，每天从总社取来电讯，除国际、国内要闻外，结合当地新闻，并写社论刻板付印。每天都把报纸发送到和睦、黄金、长安等圩镇出售。在当时与大后方消息隔绝的情况下，我们的油印报纸非常受人民的欢迎，有时在热闹沸腾的圩期被抢购一空。我们常常收到读者的来信。我记得其中有一封信说：你们报道抗战的消息，特别是你们的铁笔刺破了东施效颦的东方法西斯的嘴脸，给我们以极大的鼓舞，好像黑夜里有了盏夜明灯一样。广大读者对我们报纸的热爱，使当时生活处于极端困难，有时甚至喝粥度日的我们感到兴奋和愉快。
到1945年春，罗城、融县一带的抗日武装都已经初步建立和成长起来；统战工作也开展得较顺利和成功。司马文森、罗培元同志与融县地下党的同志密切配合，利用当地的社会关系，成立了该地区的抗日联防司令部，建立了几支游击队和由我党控制的国民党政工队，司马文森曾担任抗日武装的政治部主任。到了1945年夏天，日本眼看希特勒已垮台，败局已定，他们把军队从南到北作战略撤退，南宁、柳州的日军相继撤走后（按：日军在1944年6月29日撤出柳州），国民党军队跟着而来。由于当时柳北地区的日军已撤走，国民党军队卷土重来与人民争夺胜利果实，我们与反动派的力量相比，甚为悬殊，所以罗、融地区的人民抗日武装组织就采取疏散、隐蔽、保存力量的政策，分批撤出该地区。我于9月初从罗城出发，经过千辛万苦的长途跋涉到了重庆。
1982年写于广州暨南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