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41年春到柳州，参加“柳州特别支部”（资料记载为柳州市委）工作，支部（市委）书记是路璠，管组织的是莫朗，我是负责宣传的。 “柳州特支”负责柳州地下党的活动。“特支”有一段时间（1941年下半年）改为“柳州区委”，是路璠同志在一次特支委会上宣布的。但改的时间不长，后又转改为“特支”。“区委”与“特支”性质差不多，用现在的说法属总支的性质，管的范围宽一点。我在解放后写的材料里写过“柳州区委”。“特支”改过一段“区委”在我的印象是比较深的。

路璠的社会职业是在柳州中学教书，莫朗在龙城中学教书，我先是在《柳州日报》工作，后转到柳州中学。柳州日报社内建有党的组织，这个组织叫支部，党员有谢文思、张白萍、沙涛等，直接由我联系。我联系的党员还有柳江国中的容洁英，她是1941年秋在中山大学毕业后，从广东来柳州的。还有一个党员在铁路，一个在军队里，是广西的一个什么部队，记不起了。他们俩的名字我都忘了。我跟在铁路工作的那个党员联系过两次，他畏缩表示不愿干，我们就同他断了关系。在军队的那个党员表现得很坚定，约于1942年部队调防离开柳州。1942年以后，林继茂的组织关系由我单线联系。他在《柳州日报》的职务是代社长兼总编辑。他同《柳州日报》的党组织不发生关系，这是从党的秘密活动安全考虑的（据说1943年他被捕后自首）。

根据1941年严峻的形式，蒋介石发动了背信弃义的“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在全国各地加紧对共产党及进步力量进行迫害和镇压；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方针，是“荫蔽精干，长期潜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柳州特支当时也是采取“长期荫蔽”的方针。进行各种合法的活动，加强同群众的联系，利用党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职业，扩大党的影响。对《柳州日报》，党认为是一个重要的阵地，如果为我们所掌握，就可以削弱国民党的宣传影响，而变成我们党的宣传阵地，变成宣传抗日民主的阵地。

为要掌握《柳州日报》，就要加强党在报社的力量。当时党在《柳州日报》的力量还是不够的。我到报社工作后，就介绍谢文思和张白萍同志打进报社（谢原在第四战区长官部工作），以后又引荐黄兆平和钟远蕃同志担任评论工作，黄兆平又名黄石文，他是云南大学的党员，从云南来，但党的正式关系未到，我同他保持非正式的联系，他同林继茂是同乡，故我们留他在报社工作，撰写评论。钟远蕃是1941年秋到柳州，初时在柳州中学教书，改名钟天赐，因他在广东暴露了，所以改了名。他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但组织关系未到，由我个别联系。我介绍他认识林继茂，为《柳州日报》写评论。1942年春，柳州中学校长特务周思宝以远蕃同志在学生中传播进步思想而进行迫害，撤销了他的教师职务，我同林继茂讲师即聘他任《柳州日报》评论主任。在我离家前，又由林继茂以同乡关系引荐罗培元和吕冰同志进报社。他们在学校行将毕业前在报社的同志就积极为之推荐争取了。各编辑部门也是尽量邀聘进步人士担任。当时《柳州日报》各编辑部特别是评论部实际上已由我们党所掌握了。

党当时在《柳州日报》的任务是：一、尽量减少报纸的反动宣传。因为报纸是由柳州专员公署主办的，很多事情都得听专员公署的。我们可以做的事在稿件的处理上做些文章，利用编辑的地位不登或少登那些反动文章。对那些非登不可的，则适当处理，能删的尽量删掉，删不掉的就变换一下语气，把这类文章安排在次要版面或编在不突出的位置上。在标题上也做些处理。总支通过编辑的手段从版面安排到文章内容、标题等，尽量减少反动宣传的影响。二、根据党在抗日时期提出的路线、方针，尽量在报纸上进行进步民主的宣传。利用新闻的合法地位多登“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民主抗日的文章，或把新华社、《新华日报》的消息、重要文章，改头换面地进行转载，使民主抗日的舆论得到宣扬，扩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三、多做群众工作。在编辑部，有意识地团结那些坚持抗战的编辑、记者，扩大进步势力的队伍。如国内版编辑彭平，副刊编辑曾敏之，他们都是比较正直的，我们就对他们多做工作，团结他们，和他们的关系搞得不错。他们都同意多登民主抗日的文章。对少数思想反动的，就鼓励他，提防他。记得有个采访主任，我们是比较注意他的，不给他抓到我们什么把柄。由于大家的努力，团结了报社的大多数，报社基本上控制在我们的手里。《柳州日报》上的社论、评论多是我们的人写的。我离《柳州日报》到柳州中学教书后，还时常给《柳州日报》写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