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主义青年团柳江分团部，隶属于三民主义青年团广西支团部，负责管辖柳州地区各县团的团务，也是国民党地方党团的办事机构。1941年至1944年都有我地下党打入该组织，以合法身份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 

　　“身在曹营心在汉”，充分利用该“阵地”为我所用 

　　广西出现三青团组织是在1938年。为了建团，国民党中央办了一个训练班，专门培训团的骨干。各省都派人来参加。毕业后回本地筹办省支团工作。三青团广西支团筹备主任是黄旭初，书记程思远，指导长李任仁。中共广西省工委根据中共中央南方局指示，要选派一些党员到训练班受训。地下党员周可传，就是这个时候进三青团广西支团部任组训组长的。省支团筹建后，紧接着就举办训练班，培训各县分团人员。三青团柳江分团就是在省训练班结束后组建的。时为1939年3、4月间。吴赞之是在1941年夏、秋，广西学生军宣布结束后，由党组织通过各种渠道安排到柳江分团部工作的，先是代理书记后为书记。吴的前两任书记分别是韦才猷和张亮。吴赞之任职时，中共党员参加班子的有：莫矜任组训股长，莫可量任总务股长，卢起协助吴赞之工作，覃绍彰做录事（后做秘书工作）。党指示，中共党员在三青团组织，用合法身份掩护党的活动，团结广大青年群众与团内的反动分子作斗争，并运用各种方式宣传抗日，反对投降、妥协、分裂、倒退和专制独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引导青年阅读进步书籍报刊，走革命道路。具体说来就是控制这个组织不做坏事而为我党作些有益的事。在吴赞之任期一年多时间里，对上面来的秘密重要文件，先向我党组织汇报，有的能不办的就不办，能拖就拖，有的不得不布置下去的，通过别的办法与下面联系，暗中抵制其反动影响。不搞过多的活动，不到各县和学校去检查工作。当时日本飞机把团部炸掉了半边，乘机叫困难，借口整理内部，不发展三青团组织。那时分团所管的三青团员共有1320人，这都是前任发展的。对要上报的表格和数字，多是临时编造应付了事。在吴赞之任职间，分团部只搞了两次比较大的活动：一次是1941年“双十节”，由分团部发起搞了一个体育比赛；一次是1942年“五四”青年节，举行了一个演讲会和“三民主义“论文比赛（自由参加）应付应付。 

　　讲究斗争艺术，让分团部变为我隐蔽活动的“防空洞” 

　 1940年5月，毛主席对白区工作提出了“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广西地下党，结合实际情况，贯彻上级指示，兖分利用柳江分团这个“据点”，就是落实方针的举措之一。 

　　三青团柳江分团部座落柳州市罗池路33号和35号（今市公安局城中分局），这里原是一座老式庭院，前后连贯三栋楼房，两边并列着一排平房，分团部只占前面两栋楼房和东面的平房，其余的楼房和平房为宪兵第五团某连的驻地。深更半夜常听到宪兵拷打犯人的惨叫声，令人发指。这里环境甚为险恶，地下党在此活动，要冒很大风险。但是，从某种意义来说，往往是最危险的地方又是最安全的地方。覃绍彰住的是一间靠西北角的房间，房门外设一道屏风，比较隐蔽。房门有一个特殊的装置，即不用锁头而能够自锁，地下党的同志在这里接头、住宿和阅读材料。一次莫一凡和韦克紧急撤退，从柳中来这里躲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早就走。莫一凡、莫止凡从家乡来柳，也在此房住过。覃绍彰还有一套工具，曾经在这里仿制各种印章证件，为许多同志解决困难。1942年11月的一个晚上，地下党负责人熊元清突然出现在覃的房间，叫他马上到柳中把地下党员魏文荣找来，魏来后，两人关门密谈，覃在外警戒。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房间还是一个重要的“工场“。1943年春，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上级指示，要迅速印发《质问国民党》和《中共桂委告全省同胞书》，揭露他们的假抗日真妥协、假团结真反共的面目。胡习恒和覃显两个同志，整整用了三个星期天的时间，由于准备和保安措施做得好，终于把文件刻印好。文件散发出去后，敌人惊慌失措，震动很大。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紧急召集会议，也无可奈何。 

　　说这里是“防空洞”，还体现三青团这块牌子在当时还是很顶用的。此时在柳州的各种各样的单位不少，有军事的、政治的、文化的、通讯的，你想到这些单位去，哪怕是联系工作、访友，没有证件或介绍信，是无法进去酌。有三青团的证件通行则较容易。一次地下党领导胡习恒派覃绍彰到四战区找一个提供情报的参谋李月梅（共产党员）就是公开打着三青团的“牌子“大大方方地进了长官部的大门，顺利地完成了任务。此外覃绍彰还用三青团的身份多次到在窑埠附近设在山洞里的敌人电台去活动。

　　随着时间的变化和形势的发展，仅这“防空洞”远不能适应。党的工作需要。经组织研究，与分团部相联系的，另外建立两个据点。一个是今工农路3号和5号的进步群众杨子嵩家。不少同志在这里得到他的掩护，莫矜在一次查户口时被抓，就是杨去担保出来的。另一个据点是今曙光路207号莫书华老师家，地下党省委联络员庄炎林来柳，就是在此与柳州地下党负责人胡习恒接头的。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有一些从香港撤退到重庆去的党员和民主人士，经过柳州，都用过三青团的牌子，由地下党员去安排住宿和车船接送。这里实际上是个联络站。 

　　提高警惕，保持镇定，把握斗争主动权 

　　1942年桂林发生“七·九“事件，这是桂系军阀对广西地下党最大的一次破坏，白色恐怖相继波及全省各地。任三青团柳江分团书记吴赞之奉命撤离，推荐莫矜为代理书记。不久莫矜、卢起也撤退。1943年11月，广西支团部派了一批人来改组柳江分团部，冯培仁任书记。分团部除一二个地下党员外，几乎是清一色的国民党三青团骨干分子。这就要求坚持斗争的同志，更加注意隐蔽，提高革命警惕性。莫矜还任职的一天上午，柳江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李绍基亲自跑到分团部来找莫矜，要莫马上和他一起去县党部开会，说是个非常重要的会议，不能请假，不能缺席，非马上去不可。这突如其来的袭击，大家都没有思想准备。是不是敌人要向他们动手了呢？如不跟他去，那会引起怀疑，造成被动，当时又不能碰头研究对付办法，大家心里干着急，莫借到办公室要文件包之机，乘机偷偷对卢起说：“我去后你们按原订计划处理。“然后大大方方地与书记长一同走了。他们一走，同志们立即商量对策，分析右两种情况：一是可能已暴露敌人动手了，敌人将会扩大逮捕面；二是真的开会。书记长顺便来观察动静。研究结果，一还是做最坏的打算，按莫矜交代即刻把党的一些不必存的文件资料秘密销毁，进步书刊报纸转藏于秘密处，以防敌人搜查。要求每个同志坚守岗位，不准外出。如果真是要捉人，定有人在外监视，要走是走不了的。要是出现慌乱，倒反把事情搅坏。午后一点钟了，莫还没有回来，大家的内心更加焦急。后来派覃绍去打听，说是有急事要请示，县党部的人说，“你急什么，现在还在楼上开会”。直到下午两点多钟，莫矜回来时，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在分团工作的人员，凡是没有参加过“团训班“又不是广西省支团直接派来的，国民党当局很不放心。当年10月，派来了一个叫叶为任的（青年团广西支团部组训组主任组员）来柳江分团部检查工作，逐个找人谈话，无所不问，无所不查。为了对付检查，他们认真研究了一套与叶周旋的办法。首先要求每个同志编好一套家庭和历史情况，做好应付他的查问，对个人爱好和志愿方面，也适当讲得阔气些，不给他空子钻。后来打听到，此人爱虚荣，贪食好玩，于是针对叶的特点，把日程安排得满满的，特别抽了两个女青年来给他当招待员，陪他游鱼峰山、看柳侯祠，参加各种约会，弄得他晕头转向，特别是最后那天他说要谈工作，就叫两个女招待吃完中午饭邀他和另两个团干去柳江河游泳，这样一游就玩到下午三四点才回来，紧接着由龙城中学三青团区分部组织酒会请他吃饭，之后是跳舞，这样整个晚上没有给他谈工作的余地。第二天早上，叶一无所得地溜回桂林了。 

　　加强情报工作，顺利安全转移 

　　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地下斗争更加艰辛。柳州地下党组织，保全完好，不受破坏，除了组织自身坚强、认真贯彻上级的正确领导和党员的政治素质不哳提高外，很重要的一环是掌握敌特情报，克敌制胜。 

　　“七·九”事件后，上级指示已经暴露和被敌人注意的党员迅速撤离。吴赞之自然成为敌特怀疑的对象。此时，四战区长官司令部、柳江县党部等单位的官员们，接二连三到分团部来“拜访“，吴赞之借患眼病卧床不起，他们又不断来“探望”，这都是敌人要抓人征兆。地下党察觉了他们的阴谋，经组织研究，通知吴抢在敌人行动的前头撤离柳州。 

　　1942年11月下旬，得情报知柳城地下活动出了问题，牵连莫矜，莫此时任代理书记，必须撤离，回柳北老家隐蔽。莫矜刚走才两天，就有特务带了几个人到分团来找他，结果扑空而返。三青团柳江分团部这个据点，几个党员陆续转移，由于斗争的需要，这个点绝不能放弃，后得知分团部尚缺一个录事，组织决定通过人事关系，让党员岑友鲲打进去。岑到职后，取得了信任，提为总务股员，专管收发，保管公章和公用私章。他利用工作之便，除了探听情报，摸清敌人的脉搏外，还盖了不少有分团干事长王剑功、书记冯培仁印章的空白公文纸，交给组织，为党的活动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944年5月的一天，收到省三青团支团部一个密件，内容是：经查实，在来宾县大湾街××街××号门牌内，有三个青年是共党分子，命令你部立即派人前去逮捕归案。岑友鲲看了以后，思想非常紧张，暗想：真险啊！该文如果先落到敌人手，恐怕三位同志的性命就难保了。于是他对文件暂不登记，把它藏在衣袋里，下班后赶忙去向胡习恒汇报，胡即刻派人通知农村党组织住柳联络站，请马上给人到大湾街通知有关同志转移。第三天岑友鲲才把该文件登记，为消除后患，将有邮戳的信封连同其他废纸烧掉，才把密件送给冯培仁批阋二冯看后的第二天，派组织股长唐健带几个宪兵去来宾捉人。三四天后回来，冯培仁问：“人捉到了没有？“唐健有气无力的说：“人都跑了，没有完成任务。”冯怒骂，“笨蛋。“唐委屈地辩解说：“这都怪省团支部通知得太晚了。”这事就在我们的同志安全转移和敌人相互埋怨中结束。1944年冬，日寇第二次侵犯广西，党组织决定，岑友鲲任务已经完成，应脱离该分团部。不久他就回家乡了。离开后为了总结这段地下斗争的经验，他写下一诗，以志不忘： 

　　身处敌巢内，肩挑革命工。言行须谨慎，切忌称英雄。 

　　近听豺狼叫，遥看战旗红。风云常变化，应付宜从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