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第四战区特别支部（简称特支）原系1937年10月根据中共中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建立的国民党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中共特别支队。该特支长期隐蔽在张发奎军中秘密工作。特支的称谓也随着张发奎部队序列番号的变化而变化。张发奎调任第四战区长官时，特别支部改称四战区特支，特支的第一任书记由左洪涛担任，支委有何家槐、刘田夫、孙慎。初建特支时共有党员10名。特支第二任书记刘田夫，第三任书记孙慎，郑黎亚在柳州时代理过特支书记。先后在特支的党员共有22名。在柳州工作时的党员13名。1940年元月，国民党第四战区长官部从广东韶关迁来柳州，司令部设在柳南窑埠。特支的成员也随四战区迁来柳州，特支在柳州活动的时间较长，将近五年的时间。特支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周恩来的领导和关怀下，克服了种种困难，在开展对张发奎的统战工作、宣传全民抗战、掩护转移进步力量转移等方面做出了显著成绩，出色地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任务。 

　　一、积极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四战区特支自建立那天起，就把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作为特支的一项重要任务。特支成员在广东工作期间，就以战地服务队这一公开合法的组织，通过各种形式，大张旗鼓地向广大军民宣传全民动员，全民抗战，坚持持久战。他们以战地服务队员的身份，到军队和人民群众中去，以歌咏活动的方式开 

　　展抗战宣传和鼓动工作。在歌咏活动中还创作了不少抗战歌曲，如：《大刀进行曲》、《救亡进行曲》、《秋收歌》、《当兵歌》、《壮丁队歌》、《农时妇女歌》、《九月的夜》等。他们在军队和群众中教唱，受到了群众的欢迎，有的歌曲传唱至今。他们还在宣传实践中创作了不少抗日戏剧，如：《战火中的孤军》、《再上前线》、《夜之歌》、《铁蹄下的上海》、《保卫浦东》、《军民合作》、《守住我们的家乡》、《出发之前》．《献金救国》、《失地的一角》、《拉夫》、《反对共同的敌人》等等，除了自编自演外，还辅导当地的群众和士兵演戏，培养了一批批文艺宣传力量，还在各种刊物上发表了许多宣传国共合作、军民团结共同抗日的文章。在教育人民，揭露敌人，发展进步势力，团结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等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 

　　特支成员随四战区长官部迁来柳州后，仍然把宣传抗日救国作为主要任务，利用一切机会和形式，向广大群众和官兵宣传民主抗日、团结抗日的方针。是年3月20日，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并发表所谓还都宣言，汪为代理主席，招降重庆蒋介石政府。特支成员左洪涛、何家槐力主张发奎发表声讨汪伪文章。征得张的同意，他俩代张发奎起草了一篇声讨汪精卫投降卖国的檄文，分别在《救亡日报》、《柳州日报》上发表，引起了社会的反响， 

　　四战区国民党特别党部的中山室属于文化俱乐都性质的机构，是我党接触中下级军官和广大士兵开展统战活动阵地。左洪涛通过张发奎的关系，接办了四战区的中山室，井报请张的批准，把特支的党员孙慎、沈振黄、杨冶明、郑黎亚、黄凛、方兮、吕如壁、沈丹凤、常学等安排在中山室工作。中山室成立了图书室、音乐组、美术组、体育组。工作对象主要是长官部的中下级军官和广大士兵。图书室举办时除了购买《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总理遗教》、《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抗战建国纲领》等书籍外，还买了不少进步书籍，特别是文艺方面的读物-其中有《鲁迅全集》，有郭辣若、巴金、田汉、夏衍等人的著作；也有世界各国的名著，包括苏联的一些小说，如《被开垦的处女地》、《母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铁流》、《夏伯阳》等等。还有各方面的报纸、刊物以及进步书店出版的一些通俗的抗战读物。为了帮助一些军官和士兵及时了解当时的国际形势和抗战形势，他们每天出一期黑板报；音乐组成立丁业余歌咏队，美术组出版了漫画墙报，体育组组织了男女篮球队等等。那时他们只要有机会接近群众，就用各种适当形式宣传我党的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的方针政策和任务，用以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和反对顽固势力。 

　　他们还利用办学的机会，向学生灌输爱国主义思想。在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磨擦后，1942年春，特支成员郑黎亚、黄凛、方兮、杨冶明、吕如壁，沈丹风被派到窑埠街接办实验小学。他们接办后，不按照国民党那一套办学，采取陶行知的生话教育社的办法，并改变愿来课本内容，在语文、算术课中增加了抗战方面的内容。公民课改为讲抗战故事。音乐课教唱抗战歌曲。不断向学生灌输进步、爱国的思想，把学校办成宣传抗日的阵地。9月，吉联抗从桂林逸仙中学调回柳州，在柳州中学教书。他在柳州中学的两年中，以教书的机会，向学生传播进步思想。还与孙慎一起开展歌咏运动，柳州歌咏的蓬勃开展与特支成员的努力有着密切的关系。1943年春节柳州举行新音乐工作者年会，有新音乐工作者六七十人参加，年会联台举行了一次盛大的音乐会。 

　　1943年初第四战区兵站总监黄和春也想在驻地独凳山办一所学校，他直接向张发奎提出，在实验小学里抽调几个教员，经特支决定派杨冶明和吕如壁去筹建业勤小学。他们自编教材，把坚持抗战刊栈，抗战必胜和坚持团结爱国的思想贯穿整个教学。让学生的心牢牢树立民族自尊心和不愿做亡国奴，必须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的坚强信念。杨冶明和吕如壁他们还利用家访的机会多接触四战区的中高级家军官家属，以汇报他们的子弟在学校学习的情况，和她们交流感情，有意识地团结她们，利用时机做宣传工作。 

　　1944年7月上旬，特支的同志和长官部高中级文武官员一道，征得张发奎的同意，会同战区政治部、柳州专员公署、柳州师管局、抗敌演剧四队、柳州日报社、广西日报驻柳办事处、阵中日报社（已有进步分子在里面负责）以及其他各界抗日救亡团体和受围人士联合组成指挥部，继桂林“国旗献金劳军大游行”之后，发动了“保卫大西南”、“保卫广西”的扩大宣传运动。指挥部决定在”七·七”抗战7周年纪念曰举办“国旗献金大游行”，募集经费．向南线劳军。7月7日这天，长官部、政治部、专署、师管区高中级官员和各界代表领头，由20多名旗手拉平一幅巨大的国旌的四角四边，以鼓乐为前导，浩浩荡荡地向市区走去。街上人头攒动，抗战的歌声响遏行云，口号声此起彼伏，市民们有的掏出钞票，有的摘下耳环，有的脱下戒指，纷纷向国旗投去，场面十分热烈感人，这对动员全民抗战在柳州又掀起了一个高潮。 

　　二、开展对高中级军官的统战工作 

　　张发奎是具有爱国思想的地方实力派，北伐战争时期，与我党合作得比较好，他依靠共产党人的政治工作和叶挺独立团的先锋作用，他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被誉为“铁军”。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赞成第二玖国共合作，他想在部队中重建北伐时期的政治机构，以加强政治工作，提高战斗力。由于蒋介石的反对，没有搞成。张发奎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顽固派是由区别的。他与蒋介石之间还存在派系之间的矛盾，特支领导从实际斗争情况出发，对张发奎采取“支持、团结、促进”的方针，只要他坚持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立场，就给予坚央柏支持，维护其威望，不损其利益，不挖其墙脚。特支在对张发奎的看法、分析和实际工作中所采取的方针等方面都是正确的。他们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效率张发奎是满意的，逐步得到了张发奎的信任。左洪涛、何家槐都是张发奎的侍从秘书，张发奎的演讲稿和公开发表的文章，绝大部分是由他俩为其撰写的。他们巧妙地把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融合进去，变成张的讲话。这样对宣传民主、团结抗战到底，坚持全面抗战，全民抗战和坚持持久战的宣传，就容易被更多的人所接受，更有利于做那些持中间态度人的工作。对国民党顽固派也有一定的影响。利用张发奎积极的方面，有意识地把他促到真正抗日方面上来，特支成员在过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张发奎很满意左和何为他出主意，为他效力，产生了信任感，在坚持抗战方面他逐渐与共产党有着更多的共同语言。皖南事变”发生时，国民党制造反共磨擦。在这种情形下，张发奎没有追随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反共，始终坚持中立的态度，他是当时全国12个战区中惟一没有发表所谓“声讨”新四军之类的反共通电的司令氏官。说明共产党对他有一定的彤响和他对共产党的了解。也说明在他身边工作的共产党人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特支的成员不仅积极做张发奎的工作，还做长官部高中级军官的工作。他们在四战区长官部内奋发学习，广交朋友，争取更多的人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来。如：吴石和陈宝仓（中将正副参谋长）、高若愚（中将高级参谋、办公厅主任）、张文（中将顾问）、强励（中将军务处长）、黄和春（中将兵站总监）、黄中崖（坐将参事）、麦朝枢（中将秘书长）。这些人都是长官部的重要人物，张发奎的左右心腹，争取做他们的工作，对于抗战无疑是有利的。特支的成员利用工作关系和他们多接触，结交朋友，搞好共事关系。互相间接触了解，年深日久，日渐情深。他们的态度 

　　逐渐明朗，积极支持抗日，同情共产党。在他们当中有的后来为人民的革命事业牺牲了，有的成了共产党的干部。特支成员在四战区内的统战工作效果显著。 

　　特支成员在四战区内除了发展进步势力，团结争取中间势力，还要与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四战区政治部和特别党部是蒋介石安插亲信，抑制张发奈的部门。特变成员在工作中时刘保持高度警惕，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1941年初的一个上午，四战区政治部主任兼特别党部书记长梁华盛、宣传科长何泽洪突然跑到特别党部来，召开全体人员大会，中山室所有的人都要参加，一个也不能缺席。会议一开始梁华盛就大骂共产党，杀气腾腾地说：“如果这里发现共产党，我就把他拉出去枪毙，来个先斩后奏。”还说“我现在看看你们的脸色，谁听了我的话脸色变的，谁就是共产党。是共产党的站出来，可以从轻处理，不然别怪我无情。”在场被“训话”的有9名共产党员，他们个个若无其事，泰然处之，毫无惊恐之色。政治部宣传科长何泽宏世也在一旁助威，发疯似地大喊大叫“站出来！快站出来！！”但没有一个共产党员被敌人的反革命气焰所吓倒。他们以坚强的信念和犬无陛的革命精神，战胜了敌人，使敌人的突然袭击的阴谋没有得逞。 

　　1941年“皖南事变”后，贵州独山的国民党中央军校当局从信检中发现外面有人写信给在该枝学习的特支成员杨应彬。信中有左倾进步的语言，引起枝当局的注意，并向杨追查，杨感到问题严重，即将情况用拉丁字体写信托人带给特支指定的联系人郑黎亚转给左洪涛。为了使杨应彬摆脱困境，继续学习下去，左洪涛利用张发奎的关系，来解除中央军校对杨应彬的怀疑。左洪涛找到张发奎，向他汇报了杨应彬在军校学习的情况，说他学习很努力，无论学课、术课，考试成绩均取得第一，张听了很高兴，并叫左代他写信给四分枝主任韩汉英，要他多多关照杨应彬；另外还叫左代他写信给杨应彬本人，赞扬他勤奋好学，成绩优异，并期望他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今后必定前途无量，等等。杨应彬拿着这封信给校当局看，校当局见杨是张发奎手下的人，也就不再追究了。张发奎的两封信队杨应彬起了化险为夷的作用。 

　　1944年桂柳大撤退期间，国民党为丁堵住军内外的批评意见，中统柳州通讯处负责人陆树珊便密电重庆蒋介石侍从室，诬告左洪涛、麦朝枢、黄中崖、何家槐等四人“思想左倾”、“行为可疑”，要求中央查究。张便把麦朝枢和左洪涛找去（当时黄、何两人已后撒）一面把电报给他们看，一面提醒他们今后言行要注意，不要授人以柄”。然后要左以他的名义复电给蒋介说：”麦、左、黄、何随职工作多年，经考察思想纯正”云云，这事也就不了了之。 

　　三、协助安排转移过往柳州的中共党员和进步立化人士 

　　1940年3月31日，由地下党谈星率领的广州儿童剧团，第二次来到柳州，遇到了困难。中共四战区特别支部负责人左洪涛就帮助该团解决演出去路问题，生话得以保证。特支并派共产党员郑黎亚到该团担任政治指导员，协助抓政治思想工作。特支党员左洪涛、何家槐、孙慎、吉联抗、沈振黄等经常到该尉，在政治上和艺术上给予指导和帮助，使该团的成长比以往更为成熟。 

　　1944年秋，日军向桂柳进犯，国民党军队大踏步后撤，无数难民涌向柳州，柳州混乱不堪。这时田汉从前线来到州，住在兴文银行楼上。不少文化界人士也都来到柳州。其间田汉主持了一次留在柳州的文化界人士大会，当时这个会是站着开的，在这个会上，田汉豪情满怀地即席赋诗： 

　　胜利完成疏散年，高歌雄辩柳江边。 

　　明朝莫作鸟兽散，再为中原着一鞭。 

　　这是个离别前的大会，也是撤退前的大会，大家的心情都是很沉重的，田汉慷慨悲壮、充满乐观主义和胜利信心的诗句给了大家极大的鼓舞和力量。 

　　远在重庆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周恩来十分关心滞留在柳州的文比界人士的安，多次派李亚群到柳州来与左洪涛联系，要他想方设法将滞留在柳州的文化界人士安全地转移到重庆去。特支的成员遵照周思米的指示，努力做好文化界人士的转移工作。他们利用在四战区长官部工作这个特殊的关系，将撤退到柳州的一 

　　大批著名文化人士田汉、安娥、金仲华、沈志远、熊佛西、焦菊隐、寒云彬、胡希明、端木蕻良、许幸之、盂超、洪遒、司马文森、周钢鸣、胨残云、华嘉、邵荃麟、葛琴、黄宁婴、黄新波、曾敏之、苏夫等和一些文化团体如新中国剧社的吃、住、变通等方面作了精心安排，一批一批地将他们安全地转移到重庆去。特支为革命保护一大批文化人士作出了积极的努力。 

　　在柳州日报社内有一批中共党员和进步文化人士。日军将耍进入柳州时，他们考虑如何撒到敌后继续开展斗争的问题。社长罗培元（中共党员）找到特支左洪涛，向他谈了柳州日报社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要到桂北农村建立武装，开展武装斗争的打算，井希望左洪涛设法帮助他们恢复组织关系，以便更好地开展革命斗争活动，左洪涛肯定了他们的想法是符合实际的并同意恢复他们的组织关系，左要罗与司马文森联系，同司马文森一道商讨和布置桂北一带的工作和党的活动。在左洪涛的鼓励下，罗培元等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更加坚定了在桂北开展武装斗争的信心。司马文森正好是当时柳州日报社的特约记者，罗即与司马联系，在桂北柳州日报社建立了特别支部，并与司马文森领导的文化支部，路璠、陶保恒领导的融县特支，联合组成中共桂北临时工委，统一了桂北地区的活动，各自都建立了自己的武装队伍，在桂北农村开展了武装斗争。 

　　四、中共中央南方局加强对四战区特立的领导工作 

　　特别支部是遵照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指示建立起来的。特支建立初时直属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1938年底，长江局撇消后，则改由以周恩来任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 

　　特支从广东韶关迁来柳州后，上级组织联系人是桂林八路军办事址主任李克农。1940年4月间，孪克农向特支左洪涛传达了3月初叶创英同志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上的演讲情况。叶剑英的演讲，刷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揭露了国民党顽固分子妄图以反共分裂达到其与日军妥协的阴谋，驳斥了蒋介石集团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辟军、新四军的无耻造谣和攻击，博得了广大听众的同情。毛主席、董必武称赞造次演讲为“叶剑英舌战群儒”。 

　　5月问，左洪涛从牲南目I到柳州后不九，即到桂林向李克农汇报工作，李克农向左洪游谈了如下几个问题： 

　　1.1938年夏，周恩来同志在武汉亲自建立的10个抗敌演剧队，4个抗敌宣传队和1个孩子剧团，要左洪涛在政治上、工作上多给西南地区几个队以照顾和帮助。 

　　2.详细询问了四战区一些高级武官的历史背景、党派关系、现任职务、思想状况、政治表现等，并要左将情况逐一写给他，还一再叮嘱左对四战区党政军方而的人士，只要不是反共顽固派，都可“和他交朋友，既要广又要探，对桂系李白黄，粤系余汉谋方面的人士，也应尽可能利用工作关系，多做工作，利用机会发挥他们的作用。 

　　3.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已转入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看来我们再组织政工队之类的团体在国民党军队里址处受限制，困难很多，作用不大，像目前这样把我们的同志分散到战区长盲部去，工作更实际，作用将更大。 

　　4.从长远看，要进一步设法派员打进国民党真正的核心部们、要害部门去，掌握军队或军事机密，建议特支挑选一两个年轻有为，政治上完全信得过的同志，由张向华（发奎）保送到军枝、陆大去学习。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由于桂系军阀插手，桂林八路军办事处被迫撤消。李克农匆促离开桂林，特支失去组织联系。4月，周恩来派胡家瑞到柳州通过演剧四队舒模与左洪涛接上关系。胡家瑞按周恩来的指示将西南地区几十演剧队党的关系交给左洪裤。第二天，在柳州江边胡家瑞向左洪涛等人传达中共南方局的指示。南方局强调：第二次反共高潮虽然已被打退，但反共逆流和投降危险依然存在，尚待克服，在此期间，仍有可能与中央、南方局中断联系，应继续发扬独立作战的能力和精神，不要依赖中央。6月中旬，周恩来同志又派李亚群同志来柳传达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打退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 

　　1942年夏．周恩来同志艰挛亚群来柳州转告左洪涛：“南委（南方工作委员舍）被破坏，是电台出事造成的，有人被捕叛变。”张文彬同志也被捕了，李还问左对张的看法，左说，文彬同志在政治上坚强，很可靠；还问在南委的负责人中还认识谁？左说还认识李大林，那是30年代前期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时认识的，随后他先被捕，左后被捕，曾一度一同美押在上海警察局拘留所。1939年左在韶关工作一年，但此时左知道李，而李不知道左。左洪涛将以上情况向特支传达，特支经过仔细研究，认为特支与南委没有组织上的联系，可以不撤退，但为了安全计，暂时停止组织生活。后来，经过反复考虑，还是以实验小学和业勤小学党小组的方式过组织生活。 

　　1943年1月，李亚群同志来柳向左洪涛同意传选周恩来同志1942年12月的一次重要讲话。这次讲话详细阐述了1936年以来国共两党关系的发展变化情况，着重讲明了现阶段国内外形势，井指出国民党方面对我们仍然采取限制和压迫政策。我们的方针，仍然是针锋相对：三个坚持，三个反对（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个争取，三个勿忘（争取好转，勿忘防御；争取合作，勿忘斗争；争取发展，勿忘巩固）。同时强调要更好地贯彻执行“三勤”任务。 

　　1944年6月，南方局派李亚群来柳传达关于目前形势和对撤退工作的部署问题。9月中旬日军进攻广西境地全州。11月日军已逼近桂林。柳州的社会秩序已十分混乱。11月11日特支的成员随同张发奎及其指挥所人员撤离柳州。约3个小时后，日军进入柳州城。四战区长官部大部分官兵陆续后撤至黔桂公路上的南丹县六寨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