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    旗

沈章平  曾公朗  邓 莹

　　四十一年前，我们三人都是中共柳州地下组织的党员，同在龙城中学当教师。1949年9月，龙中被国民党反动派解散。不久，国民党的柳州警备司令部霸占学校的主要建筑和设施。已经失业的教职工被赶出宿舍，退居到鱼塘边的一栋旧木屋里。校董会为了保护剩下的校产，授权教务主任沈章平以校产保管员的身份住守学校。党组织指示我们团结职工坚守阵地，一方面监视和探测国民党华中军政委员会和柳警司的活动，一方面秘密开展迎接解放军的工作。

　　为了及时了解局势，沈章平化名王梓生进入市区，住在党的外围组织广西民主人士联合会成员叶湘的家里。他和叶湘经常在深夜收听新华社的广播。有一天晚上，他们收听到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立，国都定于北京，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以五星红旗为国旗……沈章平用心地记下了国旗的尺寸和制作图案。这一特大喜讯，象火炬照亮了心头，激动得热血沸腾。一面鲜艳的国旗仿佛从心中升起，飘扬在龙城上空。

　　沈章平回到龙中，即和曾公朗、邓莹密商制作国旗迎接解放。邓莹毫不犹豫地拿出做伙食费用的两块光洋，买了一块红布和一块黄布，为了防备敌人的突然搜查，她编好了应付敌人的“口供”——布料是给娃仔做背带用的。

　　1949年11月上旬，我军发动解放广西的战役后，以摧枯拉朽之势，长驱直入，兵临柳州城下。24日下午8时，桂系头目白崇禧见大势已去，仓惶乘飞机逃离柳州。国民党在柳州的残兵败将成了无头苍蝇，各自狼狈逃命。种种迹象表明，敌人准备破坏城市后逃遁。我们召集留校的教职工商讨应变措施。大家认为，龙中是敌人的眼中钉，柳警司逃走前可能炸毁学校或屠杀洗劫我们，而我们只有守护校产的1支步枪。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应以保存有生力量为主，必须紧急撤出龙中。于是，我们一起转移到中山东路的柳庆师范借宿。撤走之前，邓莹和当时患病的李碧珍（曾公朗的妻子），抓紧时间缝制国旗。

　　我们借用柳师的教室，打地铺住了下来。当时，柳师住满了被国民党欺骗胁迫南逃的流亡学生，他们都是山东昌潍中学、河南省女中等校的师生，由于对形势不明，已慌乱成一团。有些夫妇、母女在抱头痛哭；有的惶惶无主，焦躁不安。据说。某校负责人竟在街上“拍卖”女学生。我们则抓紧时机向他们宣传解释党的政策，劝他们安定下来等待解放，不要再跟着反动派逃跑。很多师生听了我们的话，和我们交上了朋友。结果，他们大多数人都留下来等待解放（解放后，市军管会收容和遣送他们回家乡）。

　　11月24日深夜，柳州城兵慌马乱，敌人狼狈逃窜。我们彻夜未眠，远处传来枪炮声，我们想，柳州的天快“亮”了。邓莹和李碧珍紧张而兴奋地完成了制作国旗的最后一道工序——剪缀五颗金星。25日清晨，北站方向的枪炮声一阵紧似一阵，最后一批敌兵失魂落魄地往河南方向逃去。拥塞在庆云路至小南路车渡口的一长串军车，象一条死蛇瘫在马路上。街道上又传来队伍跑步的声音和稀疏的枪声。我们估计是解放军正在追击和搜索残敌。大约是8、9点钟光景，沈章平、曾公朗和校工老梁，按原定的计划开始行动，联络口令是“立鱼峰”，目的地是培新路。因为那里有银行和物资仓库需要保护，还有可以升旗的高层楼房。沈章平怀揣国旗与曾公朗和扛着步枪的老梁，情绪高昂地冲出校门，一下子就跑到了培新路珠江大酒家门前。几个国民党的伤兵，一瘸一拐地仓惶地从培新路下坡往浮桥方向逃去。酒家大门敞开，店堂堆满布匹和军事物资，文物古玩遍地狼藉。经过认真搜索，发现丢弃的文件和包袋标志，证实是敌军的后勤部门。老梁负责持枪守着大门，沈章平和曾公朗直奔二楼、三楼，一鼓气冲上了楼顶。一面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还挂在顶楼的旗杆上。沈章平一把将它扯下来踩在脚下。接着，将五星红旗系在旗杆上。我们面对着晨光中飘扬的共和国旗帜，情不自禁地唱起了《国际歌》，两行热泪滚出眼眶。是呵！我们舍生忘死地在黑夜里战斗，盼望的就是这一大啊！从楼顶往街上一看，上街迎接解放的人越来越多。有人在欢呼；“看呀！珠江酒家楼顶飘着红旗！”“柳州解放了！柳州解放了！”我们下了楼，仍旧守卫着大门，直到解放军来接管后才离开。

　　我们一群人马上搬回龙中住宿，准备复校开学。当天，从沙塘带解放军进城的地下党员关浩桐到龙中与我们接头，商量编写欢庆解放的壁报。我们共同动手，抄的抄，画的画”最后用五星红旗作为报头。几小时后，这版壁报就在白崇禧住过的中国银行门口的墙壁上贴了出来，吸引了很多群众观看，不少人向我们打听五星红旗的尺寸和制作方法。

　　“是龙中地下党做的五星红旗”的消息传开了，裁缝店的师傅们和一些学校的师生。纷纷来找我们要国旗的图样和尺寸。我们就刻印了几百份国旗图案和制作说明书，广为散发。一两天后，全城红旗飘扬，“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声响彻云霄。柳州人民沉浸在欢乐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