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柳州的工人运动

胡习恒

    柳州的工人阶级素来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早在大革命时期，中共柳州支部与国民党左派合作，开创了工人运动的先河，领导纺织、印刷、建筑、铁器、皮革、运输、商业、饮食、服务等行业的工人和店员，开展支援北伐战争和反帝反封的爱国民主运动，成立了16个行业工会，拥有会员2152人。这在当年柳州城仅有两三万人口的情况下，是一支很重要的力量。1927年，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破坏国共合作，制造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柳州的党组织和新兴的工人运动被血腥地镇压下去，工人运动的先驱，中共党员张胆、刘策奇、熊秀民、王振奇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柳州党组织从血泊中站立起来，不屈不挠地进行战斗。但是由于在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高压统治下，柳州党组织恢复发展缓慢，正处于站稳脚跟、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阶段，所以党在城市的工作相对地薄弱，工作的重点没有放在工人运动方面。

    解放战争开始后，中共柳州县委的党组织从农村转入城市，根据形势的需要，一方面积极恢复、整顿、发展组织；一方面开展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爱国民主运动。党组织通过领导青年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积累了群众运动的经验，培养了一批干部，发展壮大了党的组织，这就为转移城市工作的重点开展工人运动打下了良好基础。当年的柳州市区同时存在由中共桂柳区工委领导的两个党组织：即原由中共广西省工委领导的中共柳州县委，我和熊元清是县委的负责人；另一个原属中共广东粤桂边特委领导的中共柳州特派员组织，负责人是梁山。1947年7月后，两个党组织由隶属香港分局的桂柳区工委领导。桂柳区工委及后来设立的中共广西城工委，为了实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关于党的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和争取其他阶层的革命力量，搞好城市工作，先后召开了1948年2月的柳江县成团会议和1949年1月的桂林会议。这两个会议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学习和研究党的城市工作的方针、政策、路线和策略。特别是在“搞通城工观点”方面下了很大工夫。我和梁山都参加了这两个重要会议，而且还分别在柳城的长漕村和市郊的社湾村举办各自组织的干部训练班，认真学习和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以及两个会议关于开展城市工人运动的决定。通过会议和训练，我们基本上明确了中国革命的先锋队是革命的知识青年，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是工人阶级，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工农大众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这对于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来说，无疑是世界观的一个重大转变问题。因此，重视和不重视工人运动，实行和不实行和工农结合问题，不是方法问题，而是革命和不革命的重大原则问题了。通过学习和实践，我们搞通了城工观点，下定决心跳出知识分子的圈子，深入到社会底层与工农相结合，因为我们深信毛泽东的这句话：“没有工农这个主力军，单靠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这支军队，要达到反帝反封建的胜利，是做不到的。”

    1948年冬至1949年春夏，革命形势飞跃发展，蒋介石“引退”，李宗仁代理“总统”，国民党一方面鼓吹“和平谈判”，一方面“备战谋和”、“划江而治”，极力扩充军备。桂系当局为巩固其老巢，在柳州新建56军，加紧“围剿”各地人民武装。在桂林、柳州等城市，增驻军警，加强特务统治和反共宣传。由于反动派极力扩军备战，一再增加征兵、征税、征粮的数额并大量削减行政、教育经费，克扣公教人员工资，加上物价飞涨，法币贬值，美国商品充斥市场，造成大批商店和工厂倒闭，工人和教师失业人数剧增，广大城市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对国民党反动统治极端痛恨，反抗情绪日益高涨，这就为我党发动城市的工人运动提供了客观条件。中共广西省城工委为了加强柳州市工运的领导，指示中共柳州县委要在产业工人较集中、阶级矛盾较尖锐的湘桂黔铁路工人作为工人运动的重点来抓，与此同时，还要在柳州市的各行各业工人队伍中开展工运。为此，我们选拔了一批党性强、有一定群众工作和斗争经验的党员干部，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和合法身份，深入到铁路、工厂、农垦、码头、手工业等部门中去，通过交朋友、访贫问苦、传看革命书刊、组织读书会和时事讨论会等方法，向工人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发动他们为维护生存权利而开展的福利斗争。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结出了丰硕的果实，经过一段革命实践，我党的队伍和党领导的各阶层群众组织，在工人运动中不断发展壮大，至1949年11月25日柳州解放时的统计，柳州党组织工人成分的党员的百分比由0增至25，工农群众的组织“湘桂黔铁路职工解放联合会”与“广西工农解放联合会”的成员达到200多人，组成了柳州市区地卞斗争的主力军，为城市的爱国民主运动和护城迎军的斗争以及夺取革命的最后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湘桂黔铁路工程管理局（下简称柳铁）下属的局机关、机务段、水电厂等部门，是我党工运的重点。众所周知，柳州是广西以及大西南的交通枢纽，铁路是个要害部门，铁路工人深受党领导的1923年“二·七”大罢工斗争的影响，经常自发起来与反动当局开展经济斗争。在我们进入铁路以前，农村系统的党组织曾经派党员和革命分子打入机务段，在司乘人员中建立了党的群众组织——“湘桂黔铁路职工协会”和“湘桂黔铁路秘密工会”。由于工运干部不足，这两个组织规模小，会员也少。尽管如此，这些进步工人在1949年1月、3月、4月的几次罢工斗争中，发挥了一定作用，起了敌人的注意，从而加强了对铁路的控制，除了早已设有的国民党特别党部和中统、军统的行动小组外，还有官办的黄色工会，又从广州调来了正规的特务武装——交通警察第一大队。为适应当时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共广西省城工委书记陈枫为了加强柳铁工运的领导，接收了农村系统党组织在柳铁的群众组织和革命分子的组织关系，交由柳州县委领导。我们根据陈枫的指示，于1949年5月中旬正式接收了柳铁的两个群众组织，并将他们合并成立湘桂黔铁路职工解放联合会。省城工委给我们的具体任务是：立即在柳铁重要部门发展党员，建立党的战斗据点；放手发动工人群众参加湘桂黔铁路职工解联会；派党员和积极分子打入柳铁黄色工会和职工福利会，通过合法的方式领导和发动工人参加改善职工生活的斗争，以达到控制和破坏军事运输的政治斗争目的；广泛开展敌情及物资档案的调研工作，为解放接管作好准备；开展统战工作，争取中上层技术人员及管理人员留路等待解放，参加新中国的建设；组织成立有武装的护路队，并发动群众积极参加护路工作，防止敌人破坏铁路设施，让铁路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从5月中旬开始，我们派党员胡敬之、牟德成、刘达尊等人进入铁路，他们依靠铁路原有的群众组织成员的关系及其他社会关系，在职工群众中访贫问苦和交朋友，从中进行革命思想教育，很快就发展了一些党员，建立了三个党组织据点。1949年7月底，中共柳州县委与中共柳州特派员的党组织进行合并，成立了中共柳州市临时工作委员会，梁山为书记，我为组织委员，韦竞新为宣传委员，熊元清为调研委员。省城工委和市工委仍要我负责领导柳铁党组织和工运工作。我们对历次罢工斗争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和解联会员中的优秀分子，经过教育培养和考察，谨慎地发展了一批党员，在局机关、机务段、水电厂建立了党组织，并由这些党员分别单线联系和领导113名解联会员。这三个据点的党组织负责人分别由我单线直接联系，党员彼此不发生横的关系。

    自从柳铁建立了党的组织后，柳铁的工运有了上级党委的坚强领导，工人运动沿着健康的道路顺利发展，革命斗争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穷兵黩武大打内战，致使经济萧条，物价飞涨、货币贬值，民穷财尽，铁路局经常不按月给职工发放工资，即使发放，也是大打折扣，只发工资的一部分。广大铁路职工经常处于饥饿状态，有的数口之家，每天只喝一顿粥度日，有的已断炊。7月中旬，发薪的日期早已过去，而6月份的工资还杳无音信，广大职工怨声载道。这时柳铁三个据点党组织负责人王椿湘、罗建国、陈聚魁分别和我汇报铁路情况，并请示对敌斗争策略。经我和熊元清研究后作出了用公开合法的方式，领导柳铁工人开展索薪罢工斗争。这三个据点的党组织，经过充分的准备后，于7月26日上午9时，有组织的汇集近千名职工，包围了柳铁局长办公大楼。公开喊出了“火车无煤开不动，工人无饭不能活！”“我们要吃饭！路局要补发工资！”的战斗口号。工人代表冲进局长办公室，要求局长杨溢祖立即清发工资欠款。杨听后哭丧着脸向工人代表“诉苦”，把拖欠工资的责任推到在广州的国民政府交通部头上。于是双方僵持甚久，互不退让。党组织为打破僵局，从“有理有利有节”和斗争“适可而止”的策略出发，通过职工代表与路局谈判，采取折衷方法进行解决，以达到初战小胜，鼓舞斗志。即路局马上给每个职工暂发大洋2元维持生活，一星期后局方设法清还大部欠款。谈判结束后，局方兑现了每人暂发2元银元的诺言，这次斗争取得了初步的胜利。党组织对当前形势分析后指出，局方是在玩弄缓兵之计，到时他们不会轻易地兑现清还全部欠款的。为此，要求铁路党组织的党员同志，通过解联会员串联广大职工，警惕敌人的阴谋，切不要为眼前的小胜利而陶醉，要准备更大的斗争到来。事情果真如此，进入8月份后，一个星期的期限早已过去，而且7月份工资发放时间也过了，也不发工资，局方玩的“空城计”和饥饿在激怒着职工。此时，又从局方的口里传来了交通部拒绝清发6月份以前的欠薪，而且还要广大铁路职工饿着肚子与他们“共体时艰”与“戡乱建国”的消息。正是干柴遇着烈火，柳铁工人反饥饿斗争的烈火又熊熊地燃烧起来了。这时我党组织收到了路局特别党部和黄色工会与交警部队阴谋镇压工人运动的情报。我们对这个情报进行了研究，并总结了以往的斗争经验，认为敌人已掌握了我们的斗争规律，他们一定会加强对路局机关大楼的防范，严密保护局长的安全。如果罢工斗争仍然采用集会或聚会包围的方式，敌人很可能以罢工群众违反国民党桂林绥靖公署1949年5月29日发布的“戒严法令”——“不得煽动罢工罢学以及聚众游行集会暴动”为由，实行武装镇压。为此，我与柳铁三个据点负责人分别接头时研究了对策——改变斗争方式，广泛发动群众，以公开合法的说理斗争以智取胜。这次索薪斗争，不搞集会，不包围机关，而是采用联合签名总辞职索薪，实质上就是不宣布罢工的罢工斗争，铁路职工并组成索薪请愿代表团向局方进行公开合法的说理斗争。同时，共产党员、解联会员、进步分子一齐出动，到职工群众中去，用“要吃饭，要生存，要发薪，请签名”的口号发动了千余职工在“联名签呈总辞职”的册子上签了名。8月25日，职工代表将签名册送给了局方，并向局方郑重声明，如果局方不给职工清还欠薪，职工们不能饿着肚子工作，只好总辞职离开铁路自谋生活，并决定从9月1日起一律停工待命。局方为了应付工人的斗争，授意路局国民党特别党部和黄色工会出面为局方负责人打掩护，又一次把矛盾上交给交通部，并同意组成路局请愿代表团去广州找行政院和交通部解决问题。此时，斗争的形势十分复杂、尖锐。请愿团代表、中共党员陈聚魁在启程前我和他碰头时，分析了当前形势后，我着重指出，他们同意代表团赴广州请愿，一是出于被迫，二是企图用广州方面的反动势力镇压这场索薪斗争，这是个阴谋。对此，我们要提高警惕，斗争的胆子要大，心要细，你要做好同伴的工作，务必注意斗争方式，坚持说理斗争，硬是要在“吃饭、活命”上作文章，暂不要涉及到任何政治问题，不要给他们抓到任何把柄，能争得一点就要一点。柳铁的职工会以各种斗争形式配合你们行动的。同时，这也是让群众在斗争中锻炼提高，我们很快就要迎接更大的对敌斗争。在请愿团启程之后，我又要求柳铁的党组织，发动职工以肚饿无力为由实行怠工、停工，使列车时开时停，不能正点运行，继续给局方施加压力。由于请愿团在广州坚持说理斗争，加上解放大军从湖南、广东步步逼近广西，反动派眼看这个西南大动脉处于半瘫痪状态，对“戡乱建国”十分不利，于是只好忍痛让步，被迫给全路职工补发了三个月的工资。至此，索薪斗争在我方无一损失的情况下大获全胜。

　　柳铁工人的反饥饿斗争，严重地打击和削弱了反动势力。光是1949年这一年，柳铁局局长袁梦鸿、王之翰（代局长）、王文彦、杨溢祖、王和华等，都在柳铁工人运动的浪潮中丢官弃职。而敌人在军事运输物资、客运等方面不仅经济损失是巨大的，而且严重地打乱和破坏了敌人打内战运兵运粮运弹药的运输，使他们的补给线经常处于危机状态，有力地支援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正面战场的作战。此外，柳铁党组织和解联会在收集敌情及档案资料方面、在对中上层技术人员和军警人士进行统战策反方面，也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柳铁解放后的接管工作铺平了道路。

    柳州党组织除了在铁路花大力气开展工人运动之外，还在其他部门组织发动工人参加保护城市和迎接解放斗争。中共柳州市工委委员韦竞新、熊元清分别对柳州电力公司和柳江浮桥部署护厂护桥的斗争。我指派柳州高级工业技术学校学生、中共党员关浩桐，培养和发展了一批党员学生，并利用他们到各厂进行生产实习的机会，发动工人参加护厂组织。党的城郊工作负责人曾少庆在鹧鸪江厚生垦殖公司的工人中发展了党员，还掌握该公司的武装，成为有武装保卫的城郊据点。他们有效地保卫了省城工委在鹧鸪江森林中召开9月城工会议的安全，还缴获了一名反动军官的两支快机驳壳枪。工人党员林贵安掌握了弯塘路20多家皮革厂官办工会的领导权，发展了一批工农解联会会员，领导工人与反动资本家作过多次斗争。在柳州几家私营烟厂活动的党员，也发动了工人与资方的剥削压迫行为作过罢工斗争。为了进一步落实护城迎军工作，柳州党组织在10月下旬召开临时城工委会议，梁山书记在总结会议时再三强调护城迎军工作要加强宣传，发动广大工人起来护厂、护路，千方百计地粉碎反动派破坏城市的阴谋，特别要保护好要害部门。会后不久，我们开展了强大的政治攻势，散发了《告职工书》、《告各机关负责人书几《约法八章》等传单，号召全市职工起来参加护城斗争。劝告国民党政府各机关负责人认清形势，向人民靠拢，争取立功赎罪。我党还特别在柳州比较重要的工厂企业，如柳铁、农机公司、三十兵工厂、电力公司、水厂、柳江浮桥等单位，成立了以工人为骨干的有武器装备的护厂、护路、护桥等队伍。他们和全市职工一道，为护城迎军解放柳州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1949年11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九军一一五师解放了柳州市的北大门——沙埔，市里的敌人奉命紧急撤退。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桂系头目白崇禧和桂中军政区司令长官王景宋，在逃离柳州前，下令组织工兵破坏队，要用40吨烈性炸药，炸毁柳州的重要设施。午夜时分，几股敌人携带炸药分头冲进电力公司、水厂、江汉广播电台、电信局和柳江浮桥。早已严阵以待的工人护厂队伍和进步职工，机智勇敢地向敌人展开政治攻势，并以金钱收买和武力威慑相结合的手段，迫使贪财怕死的敌人搞假爆炸后逃走，从而保存了电力公司、电台、水厂和电信局。护桥工人唐志文和张传生巧妙地与敌人周旋，剪断了安置在柳江浮桥上的炸药包导火线。这天晚上，铁路水厂、农机公司、兵工厂的护厂队，以及由店员工人为主体组成的商民自卫队，通宵达旦地巡逻放哨……。

    11月25日清晨，在我军攻打火车北站和肃清市区残敌的同时，铁路工人护路队与兵工厂工人护厂队，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装备自己，与前来执行破坏任务的敌人开展斗争。铁路护路队用武力迫使敌中央军械库少校主任何传文投降，解除了一个排敌军的武装，缴获了弹药列车11辆。三十兵工厂的300多名工人打开军械库，人人枪上膛，手榴弹揭开盖子，将冲进工厂的工兵破坏队的两辆汽车围得水泄不通。敌人见势不妙，连呼：“误会，误会！”急忙掉转头逃之夭夭。柳州市的工人阶级就是这样英勇无畏地用战斗来保卫城市，让城市完整地回到人民的手里，迎来了柳州的黎明。

    1949年 12月 21日，柳州市工人临时代表大会在柳庆师范举行。中国人民解放军柳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刘随春在讲话中，高度地赞扬和评价柳州的工人运动。他说：“柳州市工人在中共柳州地下党的领导下，在柳州解放前后混乱时期中所从事反破坏的英勇斗争，对于保护柳州市的完整起了很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