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一次牵动千家万户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全国1700多万名城镇知识青年下到农村，在那里与农民群众共同劳动，艰苦生活。5万多名柳州知识青年也同样经历了知青生活的酸甜苦辣。1957~1977年，柳州知识青年响应国家号召下到柳州地区11个县及柳州市郊区外，还有河池地区4个县和广西生产师等地，为发展农业生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形成了一段特殊的历史。在动员和安置上山下乡工作中，柳州市委和市革委采取了“全党动手、全民动员、八方配合、家喻户晓”的工作方针，保证了柳州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按照中央的部署有条不紊的进行。

     柳州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程大致可分为3个阶段。

    （一）柳州知青上山下乡的开端（1957~1961年）

    1955年12月，毛泽东对知识青年发出号召：“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鼓励知识青年用知识改变农村落后的面貌，做有文化的新型农民。1956年初，党中央提出《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同年9月，中共八大明确提出全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至此，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必须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战略方针已经确立。1957年夏，由共青团柳州市委牵头，号召和动员柳州市城镇应届初中高中毕业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各校应届毕业生踊跃报名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去。由此，柳州市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拉开了帷幕。同年8~9月，40名中、小学毕业生先后下到郊区静兰、文笔、西鹅、帽合4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插队落户，成为柳州市第一代有文化的新型农民。这40名下乡知识青年，分配在静兰10名、文笔16名、西鹅8名、帽合6名，其中，高小毕业生27名，初中毕业生12名，高中毕业生1名；党员1名，团员4名。随后，又有3批知识青年先后下到郊区参加农业生产。柳州市第一代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在风雨中锻炼成长。柳州高中应届毕业生、共产党员韦世琚，胸怀豪情壮志，带头响应，到市郊最穷的静兰村当农民。她吃苦耐劳、铁心务农，被选为静兰农业社党支部副书记，光荣出席第二次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成为柳州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一面旗帜。

    1958“大跃进”开始，柳州市跟全国各地一样投入到轰轰烈烈高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浪潮之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度中止。“大跃进”造成最直接、最严重的后果之一就是粮食极端短缺。1960年是天灾人祸最严重的一年，粮食产量大幅下降，饥荒在全国范围内蔓延。8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号召知识青年下乡一事再次被提上日程。9月，柳州市委号召全市党员、群众行动起来支援农业。10月5日，覃运强等7名城市知识青年在东郊马鹿山下创办的柳州市青年畜牧场正式成立，后来该场发展到100多人。同年10月，柳州市掀起支援农业的生产高潮，全市5062人奔赴农业第一线，但这些人属于获批准的下放干部和职工，跟这里讲到的“知识青年”不能划等号。

    （二）柳州知青上山下乡的有序开展（1962~1968年）

    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在总结历史教训后，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大幅度地压缩基本建设，对工业实行“关、停、并、转”，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继1962年1月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后，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于5月通过了中央财经小组起草的调整计划，下决心进一步从人力、物力和财力等各方面加强和支援农业。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1962年柳州市开始有组织地动员知识青年和城市闲散社会人员上山下乡。7月28日，中共柳州市委举行报告会，第一书记肖寒在会上勉励应届中学毕业生走向农业第一线。8月2日，柳州市新联青年农场在郊区的长塘公社香兰村建立，124名中学应届毕业生进场投入农业生产。30日，又有31名知青到新联农场落户。从1963年下半年开始，柳州市动员城镇知识青年到林业战线去贡献力量，先后有1000多名知识青年到来宾维都林场、玉林六万林场、柳州三门江林场及河西农场插场落户。

    1964年，柳州市有应届高中毕业生407人、初中毕业生2049人、高校毕业生5004人（均不包括铁路系统）。参照1963年的升学情况，预计不能升学的人数约2557人，其中年龄在17岁以上的大约629人不能升学需要进行安排（当时动员下乡对象为身体健康，年龄在17岁以上的城市青年），加上之前未能升学而尚未就业的社会青年以及原有的需要安置的社会闲散劳动力，全市预计需要安置的劳动力约16800多人。这个数量是相当大的。而且以后每年都有一批新成长的青年劳动力也需要安排。城市工业生产建设和各项事业发展所需的劳动力，除从大中专毕业学生和复原退伍军人中优先补充外，其余只能从社会补充一部分，因此，在相当时期内城市劳动力还是有剩余的。根据中央指示，动员闲散劳动力和社会青年参加农业生产成为安置知识青年的首要方向。4月29日至5月11日，为配合知识青年插队工作，广泛对全市社会青年和青年学生进行上山下乡参加农业劳动的教育，柳州市从郊区生产队、青年农场、三门江林场知识青年中挑选了一批先进人物，组成报告团，为17000多名中学生和街道青年作报告。通过报告团成员的宣讲，坚定了部分知识青年走向农村、参加农业劳动的信心和决心，促进和争取了一部分家长对自己子女参加农业劳动的支持。6月20日，团市委和市青联召开柳州市应届高、初中毕业生、街道知识青年、下乡回乡知识青年座谈会，并印发《柳州市下乡回乡知识青年致全市中学毕业同学和城市知识青年的一封信》，鼓励知识青年树立以农为乐、以农为业的雄心壮志，服从祖国的需要，投身到上山下乡的洪流中去。7月24日至26日，柳州市召开全市知识青年代表会议和全市青年动员大会，330多名知识青年代表和各中学应届毕业生代表参加会议，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王少白作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知识青年最光荣的历史使命》的报告，号召知识青年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之后，柳州市、柳州铁路局知识青年分期分批到柳州市郊区、来宾县、鹿寨县建队或插队，他们有的组建青年队，自主生产生活；有的到生产队同吃同住同劳动，与社员共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柳铁一中的侯传玲、卢斐霞主动放弃高考，带头下乡，成为柳铁知识青年学习的楷模。9月，柳州市委贯彻1964年1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动员和组织知识青年到农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成立了柳州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置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较具规模的动员安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10月，市人委下乡知青慰问团到市郊区及来宾、鹿寨等县慰问下乡知识青年。1964年至1965年，全市上山下乡知青2078人，其中到鹿寨县、来宾县插队插场862人，到郊区1216人。1966~1967年，受“文化大革命”影响，除1966年7月，文惠辖区32名知青到河西农场建队外，柳州市基本上没有组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至1968年底，柳州市共动员安置了2078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对减轻城市负担，支援农业生产、移风易俗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也为今后开展此项工作积累了经验。

    （三）柳州知青上山下乡的高潮与结束（1968~1977年）

    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发出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12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愿不愿意上山下乡，走不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忠不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问题。”紧接着又大力宣传毛泽东在1939年发表的《青年运动方向》，并以此为据，把去不去农村，看成判断一个青年革命与否的唯一标准。在“最高指示”和“反修防修”的感召下，柳州市紧急行动起来，迅速掀起知青上山下乡高潮。12月30日，市革委在柳州地区礼堂召开大会欢送1700名知青上山下乡(回乡)参加农业生产，次年1月23日，柳州地区10万军民欢送柳州市、柳州铁路局14000多名知识青年到柳州地区和市郊插队。1969年，包括柳州市及柳铁1966~1968年高、初中毕业生（俗称“老三届”）在内共17443人，全部被动员上山下乡，在历史上是柳州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数最多的一年。其中，到柳州地区11个县插队11762人，到河池地区的环江、宜山、河池、罗城四县插队2750人，到郊区插队2931人。此后，柳州市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直延续了9年。

    1970~1972年，全市高中生毕业生和不能升学的初中毕业生，除上山下乡插队和参加生产师外，其余安排到各企业、事业单位和市郊国营大桥、鹧鸪江等园艺场就业。1970年，全市有2321名知青上山下乡，其中1831人到柳州地区插队，150人到河池地区插队，340人到市郊区插队。1971年，按照自治区革委会的指示，为加强边防建设和扩大橡胶生产，市革委会号召全市高中、初中应届毕业生参加广西军区生产师，全市共有4431人赴合浦县、陆川县、那坡县及南宁市参加广西军区生产师屯垦戍边。其中到三团（合浦县）2259人、六团（陆川县）1072人、直属一营（那坡平孟）1008人，直属三营（南宁）92人；来自27所中小学校应届毕业生的有3306人，社会青年有1125人。1972年，全市继续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柳州地区、河池地区各县和郊区插队的共1182人。在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同时，柳州市从1970年6月开始陆续招收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回城就业。

    1973年调整国民经济，减少城市招工，全市每年新增劳动力的出路再次转向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为主。11~12月，全市共有4348人分两批上山下乡，其中到柳州地区各县插队3900人，到郊区插队448人。全市要求动员对象，除独生子女、多子女身边只有一个子女，中国籍外国人子女以及体检证实病残不能参加农业劳动的以外，一律动员上山下乡。上述4种人已下乡插队的可以回城。另外，柳州市选派91名知识青年带队干部到县（郊）公社负责知识青年工作。

    1974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将过去由学校负责动员改由家长单位负责，学习株洲实行单位与社队挂钩，按战线或单位，集体对口安置知青上山下乡，并增派知识青年带队干部64人。为加强领导，便于管理和做好支农工作，挂钩组的组成以工厂带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街道，以支农能力强的单位带支农能力弱的单位，相对集中到一个公社挂钩。10月起，按自治区革委会规定，到各县和郊区插队的知识青年，通过招工回城，推荐上大中专院校读书或参军等途径陆续离开农村。属于独生子女、多子女身边无人、中国籍外国人子女或病残不能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经批准回城待业。这年，广西军区农场建制撤销，恢复广西农垦局国营农场建制，广西生产师的知青享受林场正式职工待遇成为固定职工。

    1975年，柳州市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继续贯彻执行厂社挂钩安置办法，发动各行各业关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坚持以粮为纲，插队为主的原则，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同“农业学大寨”结合起来。1976年6月13~17日，柳州市召开第四届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鼓励知识青年坚持乡村干革命，贴心务农学大寨，并要求各级党组织加强领导，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动员、安置和教育管理工作。是年，柳州市共动员8556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1973~1976年，全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共20268人，其中1973年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占应届中学毕业生总数的79%，1974年占96%，1975年达98%，1976年达98.6%，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是柳州市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1977年8月20日，柳州市13000名军民在人民广场欢送最后一批知青下乡，当年全市共有5557名知青上山下乡。

    从1957年至1977年，全市共有知识青年(包括高、初中毕业生、没有正式工作的街道青年和成户到农村落户的)上山下乡人数达53188人，占市内常住人口的10%左右。期间，全市国营、集体企业从农村招收上山下乡知识青年11010人进厂就业。

    197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作重大调整，明确有条件解决就业问题的城镇，可以不动员上山下乡。从当年起，柳州市停止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至1979年4月，尚留在农村插队的柳州知识青年有10031人，其中柳州地区各县5846人、市郊区4185人。

    1979年4月25日，柳州市召开全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研究制定了统筹安排知识青年就业的方案，决定把历年仍留在农村插队的知识青年全部安排返城就业。经过几年的努力，在市委的直接领导下，调动了所有积极因素，竭尽全力，广开门路，以国营带集体、大集体带小集体、发展个体等独特方式，于1983年将回城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全部安置完毕。一些已在当地结了婚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也同样由当地作了妥善安置。

    柳州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53188人遍及市郊8个公社、柳州地区11个县、河池地区4个县和广西军区生产师的合浦、陆川、那坡3个县。其动员安置面之广、历时之久，究其原因，一是“文化大革命”加速培育起来的忠于毛主席、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已经形成灵魂深处的虔诚效应。既然毛主席号召知青上山下乡，就应该自觉地、积极地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把自己锻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可靠的接班人。二是知识青年呆在城里，既不能升学又不能就业，找不到生活出路，前途迷茫。柳州市的做法除了通过各种宣传方式大造声势之外，一是要求党员和干部要起带头表率作用；二是分别召开机关、企事业、学校、城区、街道领导干部会议和知青及其家长会议，层层布置动员，直至挨家挨户做工作。结果，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在胸挂红花、锣鼓喧天、夹道欢送的热烈气氛中，分批奔赴各地农村。而安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落户后，为让他们的根牢固扎在农村，并使之发挥作用和锻炼成长，柳州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主要有：

    一是1970年初，组成以干部、学校、城区领导和家长代表为主的调查组，分赴各地深入了解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安置、生产、生活和思想情况，并就存在的问题与当地政府、公社、大队协商解决。1971年6月，经各地评选，召开第一届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之后，又几乎年年都召开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表彰先进、交流经验的同时，又为当年或下一年继续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提供思想舆论准备。市郊和各县乃至公社、大队也经常召开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工作会和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会、座谈会和再教育小组会，检查和交流工作经验或存在的问题；学校和街道也经常召开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家长座谈会，通报其子女在农村的情况，鼓励他们支持自己的子女扎根农村，同时也听取他们的意见。

    二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开始到各地农村，都是安排到农民家中同住同吃，政府采取了一些补助措施：每人一次性发给230元生活补贴，成户插队每人补贴170元，回家务农的每人补贴50元，确有困难的还发给棉被、棉衣等生活用品；每人每月由国家供应粮食40市斤、食油0.5市斤，供应到新粮、新油收获参加集体分配为止，如仍有困难，可以延长供应期限。同时，针对同工不同酬的偏向，明确规定：知识青年与当地农民同等劳力的工分持平。1973年，为减轻农民负担和便于集中管理，以大队集中点建造知识青年住房，由政府补助插队知识青年每人480元(其中建房费200元、生活费190元、书报医疗费90元)和免费供应每人0.5立方米木材。1974年鼓励知识青年养猪，规定3年内仍由国家发给肉票或购一留一并优惠供应饲料。对重伤重病者，免费回城治疗。回城过春节的知识青年，按市民标准供应年货。1976年，市委还决定给有困难的下乡知识青年每人补助17元、布票18尺，要求各知青点必须有“三房一所”（住房、厨房、洗澡房、厕所）。

    三是为了加强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管理、教育和协调解决各种困难，打击残害、强奸、拐卖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犯罪活动，1973年开始按100名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选派一名国家干部担任带队干部（1974年实行累积一个公社有下乡知识青年50人左右的选派一名带队干部），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较多的柳城、柳江、忻城、象州和融安5县，由市里各派一名县级干部担任该县县委委员，加强和协调了城乡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领导和管理。1974年学习株洲的经验，实行“厂社挂钩”，由市里大中型企业按公社包干，使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管理、教育工作更加规范化和制度化。

    四是市里多次组织包括家长在内的慰问组，到各地慰问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把党的关怀送到他们的身边，并根据他们的反映和要求，与当地政府、公社、广西生产师协商解决了一些较突出的实际问题，使上山下乡知青深为感动。1973年，市里组织医师对未上山下乡知青进行体检后，根据实际情况，市革委作出决定：凡有病确实不能参加农业劳动、独生子女、多子女但身边只有一个子女的，不上山下乡，已上山下乡的允许回城，有条件的还为其安排就业。对于少数家长“走后门”把已上山下乡的子女招工回城或某些企业私自招收上山下乡知青、农村劳动力和倒流回城的知识青年，市里决定进行清理，刹住这股影响和动摇上山下乡的风气。

    柳州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全国一样，都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全市5万多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减轻了城市就业压力，他们在农村经受了艰苦的锻炼，和劳动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为开发农村和振兴农业做出了贡献，无愧于时代和人民。众多知识青年在农村的实践中，增长了才干，提高了觉悟，有的入党入团，有的成为党团组织、大队和公社干部。经过上山下乡磨练成长起来的干部和领导干部，多能保持艰苦朴素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可以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培养了有信念、能吃苦、肯奋斗的一代人，造就了知青精神。当然，就全国而言，大批知识青年在青春年华失去到学校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造成人才成长的断层，给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带来的长远影响是难以估量的。而国家和企事业单位为安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花费了很大财力，仅柳州市为安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支出的经费就超过2500万元；而许多知识青年下乡后生活不能自给自足的状况，导致成千上万知识青年的家庭和部分地区的农民也因此加重了负担。

(中共柳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吕小华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