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王泉基

1929年7月初，邓小平受党中央的派遣，秘密到达广西领导广西地方党组织开展革命工作，直到1930年11月，中国红军第七军到达江西，加入中央红军队伍。在这一段时间内，邓小平出色地在中国西南建立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创立了中国红军第七军、第八军，并且领导了著名的百色起义、龙州起义。

邓小平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创造性地开展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党的建设工作，使左右江特别是右江革命根据地党组织得到空前发展壮大，并把党组织建设成左右江地区各民族群众团体的领导核心和领导左右江地区少数民族人民开展革命斗争的核心力量。显然，加强党的建设为巩固发展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提供了强大的政治保证。百色、龙州起义更是邓小平思想理论形成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一、把党的建设与中国革命实际紧密联系

毛泽东把党的建设作为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邓小平就如何在具体工作中把握党的建设与其他工作的关系，把握党的建设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有他独特的见解。

百色起义后的第9天，邓小平领导红七军前委就发布了《前委通告(第二号)一一关于党的组织工作》，这是一个加强党的建设纲领性的文件，它规定了目前党组织建设的目的要求、基本方针和政策原则。1930年9月间前委又发布了第六号通告，指出当时右江“党的任务当然是发展组织，加强党的领导力量。”并明确指出，加强党的建设，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并在工农群众中建立巩固的基础，对于“红军的前途及右江各县群众工作均有莫大的关系。”邓小平在领导右江党组织建设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自始至终非常重视党的建设，切实加强了党的领导。

二、正确处理少数民族地区党内各级以及党、政、群的关系

邓小平在进行党的建设的过程中，对处理根据地党组织上下级的关系，军队党组织与地方党组织的关系，党同政权及群众的关系作了创造性的探索实践，提出了具有独创性的论述。

邓小平指出革命根据地党组织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前委，由前委统领军队和地方党的组织。军队党组织与地方党组织虽然是平行的，但是要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军队中的党组织，前委之下有各纵队的队党委；纵队党委之下，各营设营党委，各连队建立党支部。地方党组织在前委之下有特委，特委之下有各县县委、县特支，区乡也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建立这样严密的、从上到下的党的组织关系，保证了党的集中统一的领导和指挥，从组织上体现了党对革命根据地各项建设的坚强领导。

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加强少数民族地区党的思想建设

高度重视党的思想建设，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是毛泽东党建思想的突出特点。邓小平在实践中坚持和丰富了毛泽东党建思想的这个基本原理。

邓小平领导的红七军前委发出的《前委通告》，针对左右江地区革命的实际情况论述了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性，指出当前各级党组织要抓紧思想建设工作，用马列主义理论武装党组织和党员。邓小平把党内思想建设存在的问题与少数民族地区阶级构成的特点，与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的特点结合起来，强调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只能不断地向党员“灌输”无产阶级意识，才能建立一支真正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觉悟高、有强有力的战斗力的党员队伍。这些理论丰富了党的思想建设的内容，为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四、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

民主集中制是民主与集中辩证的统一。在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建设时期，邓小平在贯彻民主集中制方面就有了大胆的探索。邓小平在党员训练班中使用的教材《党员须知》里，对什么叫做民主集中制作了在当时来说是一个比较完整和正确的解释。《党员须知》指出：“民主集中制就是党的主要问题应该集体的讨论和集体的决定，一切问题在未决定之先党员可尽量讨论，发表个人意见。但在成为决议以后，只有绝对服从决议，上级机关应采纳下级机关意见，下级机关要绝对服从上级机关的指示。”邓小平要求党的组织要“厉行集体指导, 发展党内讨论。”

五、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在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党建工作中，邓小平就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极力提倡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工作作风。他坚持以客观存在的现实作为分析问题、制定决策的基础。邓小平来到广西后，果断地制定了适应当时广西革命斗争需要的发展党员的方针：在不忽视发展工人入党的同时，注重在农民、士兵中发展党员。吸收农民和士兵入党，有利于壮大党的队伍，增强党的战斗力。他向广西特委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并亲自参与研究、部署广西党的恢复、发展工作。1929年9月，中共广西特委主持召开了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这表明广西党的组织系统已经基本健全。邓小平在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期间，是广西党自创建以来党的力量发展最快的时期。这一成绩的取得与邓小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密不可分的。

六、坚持一切依靠群众的思想

邓小平同志对群众路线的实践，是充分相信群众。深入宣传发动群众，正确执行群众路线。邓小平积极发动群众和团结广大工农起来革命；正确地将党的建设、军队的建设与人民群众的生活目标、革命目标结合起来，使广大老百姓支持革命的热情高涨。邓小平在中共广西二大的决议案指出“要有计划有系统地加强农民运动的指导；农会的领导权必须拿到贫农手里；要农民武装成为游击战争的主力；领导并发展农民的部分要求及日常生活……”等等。这些说明邓小平在开展党建工作中，坚持了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为党的群众路线的完善提供了实践经验。

七、在少数民族地区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

邓小平依据广西及左右江地区的历史和现状，在根据地的斗争和建设中，把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起来，既发动各族人民坚持“工农武装割据”道路，又照顾了各族群众的不同情况和要求。第一，邓小平不搞同一的武装起义进度，在百色起义、龙州起义的时机选择上，有先有后；第二，不搞同一的革命政权形式，根据各地不同的群众基础，分别建立苏维埃政府或革命委员会；第三，不搞同一的土地分配方式，分别采取了“平分”、“共耕”、“没收豪绅地主反革命土地分给贫苦农民”三种办法；第四，不搞强迫命令和简单化，强调进行调查研究和宣传、教育、说服工作。这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一个表现。

理论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邓小平以马列主义普遍原理、毛泽东的党建思想为指导，从广西党组织现状出发，坚持正确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从思想理论、政治、组织等方面着手创造性地进行了一系列少数民族地区的党建工作。由于左右江地区是少数民族地区第一个革命根据地，是没有经验可借鉴的。因此，邓小平在左右江地区进行的一系列党建实践，对于少数民族地区根据地的建设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也为党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党的建设提供了实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