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共青团组织的建立、发展

    1922年5月成立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到了大革命时期，已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有了比较明确的政治纲领，组织得到很大发展，能够领导各阶层青年反对军阀、帝国主义、资本家和基督教以及各种反动思想，在被压迫青年中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五卅”运动以后，共青团组织遍布全国，除贵州、新疆、西藏、甘肃以外，其余各地都建立了团组织。

    广西最早的共青团组织是于1925年10月在梧州成立的。广西地下党组织建立之前，1925年8月，中国共产党广州区委会派龙启炎、钟山等同志到梧州从事革命活动，在斗争中吸收了钟云、陈漫远、李素秋等13个进步青年加入团组织，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梧州支部；不久，又在这个支部的基础上成立了团梧州地委，由龙启炎担任书记。

    1926年1月，在梧州国民党宣传员养成所学习的柳州人李席珍、谭均任秘密加入了共青团。

    1926年7月，中国共产党柳州支部成立以后，地下党员陈岳秀、张胆、罗琴谱按照党的指示，积极发展共青团组织。他们首先在省立四中发展团员。因为学生本身没有固定的经济基础，常有超越阶级的理想而易于趋向革命。而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压迫，学校教育的陈腐，军阀捣毁学校、杀戳学生，使广大学生日益看清了反动政府的面目，纷纷要求革命。那时期，学生参加“三一八”、“五卅”纪念会等活动相当热烈踊跃，这便是主要原因之一。

    地下党通过在学生中开展各种运动，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和进步青年，并在这些进步青年中发展了11个团员，他们是：陈秉森、覃禧章、卢种德、熊怀民、苏德焕、苏德泉、陈丽华（女）、康日勋、康泰庄、吕明、莫美初等。此外，地下党还在柳庆党务整理处举办的党员特别训练班中培养积极分子，先后发展了郑佩明、舒文（女）、韦凤楼加入团组织。1926年11月，国民党马平县党部开办了劳工夜校，许多党员和共青团员在夜校当教员，向工人群众灌输革命思想及传授文化知识。一些贫苦工人受到革命思想的教育，逐步趋向进步。地下党便在他们中间发展了欧家珝、覃启拔加入共青团，同时，还在党务机关中培养吸收了黄光、陈俊、邓毅入团。这样，到“四·一二”政变之前，柳州地下党支部发展了19名进步青年加入共青团组织。

    团员发展以后，始终没有建立“团总支”或“团支部”等领导机构，而是由党支部授权党员直接领导，直接发展团员，团员和党员一道开展革命活动。青年入团，一般都经过培养教育、斗争考验等过程，自己提出书面申请或口头申请，由党员或团员介绍，经地下党支部开会通过批准，然后才能宣誓，正式成为共青团员。入团誓词的主要内容是：遵守团内纪律，保守秘密，不惜任何牺牲为团工作。张胆同志是发展共青团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每个团员的入团宣誓，都由他担任监誓人。

    那时候，党、团组织都处于秘密状态，党的对外称呼为CP，团称为CY。团员一般分为三五人一个小组，每星期过一次团组织生活（秘密集会），开会地点设在梳子街枕江楼附近一间房子（今曙光东路三巷24号），这里是地下党、团的秘密活动点，团内的集会及学习活动常在此举行。张胆同志经常在这里给团员上团课（当时叫“讲道理”），向团员青年分析国内外形势，讲述团的历史和奋斗目标，宣传党的革命统一战线。团里经常学习的书籍是《资本主义浅说》、《唯物史观》、《共产主义ABC 》以及《中国青年》、《向导》等。在学习理论的同时，团员们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经常向张胆同志汇报思想和读书体会、工作情况，并肩负着在青年学生、工人中宣传革命道理，培养进步力量的重任。

    当时，广西国民党左派青年成立了一个半公开的革命组织——广西革命青年社。柳州设立有一个支部。革命青年社成员大部份是要求革命的国民党左派青年。许多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也参加了这个组织，以这个组织的名义，公开进行革命活动，宣传马列主义。因此，广西革命青年社柳州支部，成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外围组织。

    地下党为了充分利用国民党各种合法机构开展革命运动，指派一批优秀共青团员深入到国民党内部工作，一方面积极协助配合地下党开展活动，另一方面进一步扩大革命统一战线中共产党的地位和作用，使团员做出积极的贡献。1926年11月，由张胆同志改组的国民党新马平县党部成立，共青团员邓毅、吕明、康泰庄、莫美初等都进到县党部任干事。改组后的马平县党部除了少数反动分子外，基本上是地下党、团员和国民党左派掌握实权。共青团员在组织学生会、工会、农会、妇女协会宣传国民革命，支援北伐等革命活动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是年12月，柳州最高军政长官伍廷飏为了扩充个人势力，把柳庆地区15个县的党权抓在手上，便借助陈岳秀、张胆、罗琴谱等人之力，成立了国民党柳庆党务整理处。地下党充分利用了这一机会，协助伍廷飏成立党务整理处，并安插我党、团员，利用合法机构公开进行革命斗争。先后共有7名共青团员安插在党务整理处工作，其中：陈秉森任庶务（后调农民部）、苏德焕任组织部干事、卢种德任工人部干事、覃禧章任青年部干事、康日勋、莫美初任农民部干事、舒文任妇女部常务干事。柳庆党务整理处虽是国民党的组织，但实际上已为我地下党、团所掌握，成为领导和团结国民党左派人士及进步青年进行革命斗争的核心。

    同时，一批团员还在马平县党部开办的劳工夜校中任教，积极活动。劳工夜校学员大多是理发工人、苦力工人和小商小贩，地点在斗母官（今市妇幼保健院附近）。覃禧章、吕明等共青团员以及四中先进学生给学员们讲授《资本论入门》、《马克思主义浅说》等课程，并教唱《打倒列强》等革命歌曲，向工人群众灌输革命思想及传授文化知识。

    1926年，共青团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同国家主义青年团（亦称醒狮派）进行了斗争。国家主义派用反动的超历史、超阶级的国家观念，以革命词句加以伪装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宣传。他们曾提出“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口号。所谓“除国贼”，就是联合军阀进行反共；而所谓“抗强权”，就是联合帝国主义反对斯大林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的苏联。他们还造谣破坏说“广东政府立刻要实行共产”，“中国共产党要实行的是原始共产制度”。国家主义派实际上是军阀和帝国主义利用以反共反俄之工具。由于他们打着“革命”的旗号，因而蒙蔽了社会上一般落后分子和单纯的学生。

    在柳州，国家主义派的首领是省立四中校长谢康，手下的骨干青年有林维平、宾生华、肖志刚、马骏、谢启光等。他们勾结国民党右派反动分子，大肆诽谤攻击共产党和共青团。他们主张复古，提出“柳江人的柳江，马平人的马平”等口号，排外空气非常浓厚。他们企图附和三民主义，标榜自己是真正的“革命者”，以图提高其在青年群众中的地位。一个时期里，国家主义派的“革命言论”确实蒙蔽了不少青年学生。柳州一些社会人士看清了谢康等人的本质，以匿名方式，贴出攻击谢康办学败政的传单，闹得全城满城风雨。国家主义派青年着了慌，急忙走东串西，连哄带骗地组织了一些学生，成立了所谓保持校誉委员会来维护支持谢康，还向外出版刊物驳斥反对谢康的匿名传单。这样一来，谢康的地位得以稳固，他变本加厉地镇压进步势力，因而反革命的面目也愈加暴露了。

    与此同时，地下党支部和共青团与国家主义派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除了在《柳江日报》等宣传阵地上驳斥回击国家主义派的反动言论外，还在省立四中的学生中间做了大量工作。给学生分析谢康的真实面目，指出谢康等人的反动本质，说明国家主义是当前学生运动的大敌，是阻碍革命的力量。学生们通过宣传和观察，逐渐看清了谢康一伙人的反动面目，保持校誉委员会无形中解散，到了1926年10月，由共青团领头开展的打倒谢康、驱逐谢康运动终于爆发，国家主义派最终遭到失败。

    革命，锻炼了群众，斗争，教育了青年。共青团员也在实践中不断提高为革命而献身的觉悟，越来越显示出积极的作用。

    柳州的共青团组织不仅受地下党支部的领导，广西党组织也给予过关怀和指导。1927年2月，中共广西省筹备组成员陈勉恕，以国民党省党部青年部长的名义，委派梧州共青团员易超然为柳江道青年运动特派员，秘密指导共青团的工作。到柳后，易超然检查了柳州团员的情况，了解了共青团的发展状况，并和许多进步青年学生进行了接触。在地下党支部书记陈岳秀的主持下，柳州1000多名青年学生在四中操场召开大会，易超然在会上发表了演说，向到会青年介绍了全国各地青年学生运动的情况，号召柳州青年积极行动起来，把反帝反封建斗争进行到底。上级党、团组织的指导和关怀，对于柳州共青团组织的发展和柳州青年的革命运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

    （一）柳江道学生联合会的成立

    “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青年运动风起云涌，而尤以学生运动最为波澜壮阔。青年学生因愤慨内政之反动，外交之失败，家庭经济之破产，求学之不逸，求职之恐慌，奋起斗争。因此，学生运动一开始就是以反抗帝国主义反抗军阀统治为对象，具有革命的性质。“五卅”运动以后，全国学生反帝反封建运动更加鲜明扩大，积极援助工农运动，开始与最有革命性的工农群众结成联合战线，共同奋斗。从“五四”运动到“五卅”运动，中国学生运动向政治、文化、社会及劳动方面迈出了一大步，使学生在民族革命运动中，无不立在冲锋陷阵、苦战奋斗的先锋地位，学生运动已形成革命运动的一股洪流。

    为了集中学生力量，集中学生意志，团结统率全体学生联合工农商团体共同开展反帝反封建运动，全国学生联合总会号召全国各地成立学生会和学生联合会，作为全国各地学生运动的指挥机关，使学生形成集体化的组织而有坚实的力量承担解放民族与解放自身的工作，使学生群众在各种运动中发挥相互扶助与统一集中的作用而不致被反动势力的压迫所摧毁。

    1926年4月，由柳江道所属15个县（马平、宜山、河池、思恩、南丹、天河、罗城、融县、雒容、柳城、来宾、迁江、象县、怀远、宜北）住柳学生发起，决定成立领导柳江道15县学生运动的学生联合会，并在广西省立四中（在今文化大院）成立了柳江道学生联合会筹备处。

    同年5月，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读书的共产党员陈岳秀和罗琴谱来柳州四中任教，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协助和指导柳江道学联的筹组工作，奠定了柳江道学联带领广大学生反帝反封建的基础。

    在地下党员的推动指导下，经过两个月的筹备，柳江道学生联合会于1926年6月中旬在四中正式成立。柳州四中进步学生陈振尧被选为学联委员长。各县有一二名学生代表被选为学联委员。学联会确定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选出宣传、组织、文体等各部的负责人。在成立大会上，学联会作出如下决定：（1）出版学联会刊《柳江学生》，宣传大革命时期学生的任务；（2）派出各县委员到各县协助指导成立学生会组织；（3）反对基督教和封建道会；（4）注意学生本身利益——如改良学生宿舍、提高学生生活，为学生谋福利；（5）办理平民教育；（6）帮助工农运动。

    学联会的活动经费由柳州财政整理处拨给，每月百余元，到各县组织成立学生会的旅费则由各县财政局发给。学联会机关刊物《柳江学生》为旬刊，共出版了两期。由于《柳江学生》刊登讨论政治、社会、学生本身及文艺等各方面问题的文章，宣传革命道理，很受柳州学生及一般群众的欢迎，并且在学生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因此遭到国民党右派反动分子的攻击。后来由于资金缺乏，被迫停办。

    1926年秋季，柳江学生联合会在四中创办了一所贫民夜校。招收了200名家境贫寒，无力求学的少年学生，由四中学生教他们学习文化。学联会委员长陈振尧任贫民夜校名誉校长，共青团员覃禧章、吕明，四中进步学生石宝怀、徐炳章等为该校义务教师。夜校没有地盘，就借了四中的两间课室作为校址。没有文具用品，学联会便到处筹借，四中许多学生也把自己的书籍、纸、笔、墨捐献给贫民夜校，使教学工作顺利进行。创办贫民夜校，是学联会领导学生从事文化运动的一部分。国家主义派谢康却对学生的进步活动诸多刁难，说贫民夜校教育不严格，小学生太杂，并威胁要收回夜校教室。学联会在谢康的威胁面前毫不低头，继续开办贫民夜校，使许多贫民子弟受到了启蒙教育。

    柳江道学生联合会的成立，使柳州学生运动有了组织保证，在柳江学联的领导下，柳州学生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如反对基督教运动，反对封建道会的运动，驱逐国家主义派头子谢康的运动等等，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及各种反动势力，声援了工农运动，并激励市民群众起来反抗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反动压迫，唤起民众革命的觉悟，具有深远的影响。在柳江学联的成长过程中，地下党组织曾给予很大的关怀和指导，每次政治运动都是在地下党员的指导下开展的，并通过学联会在学生中广泛宣传革命思想，传播马列主义，发展进步力量，造就一批具有初步马列主义思想的革命青年。

    （二）反对帝国主义的宗教侵略

    柳江学联成立以后，首先带领学生投入反基督教运动中。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基督教随着帝国主义的炮舰、陆战队侵入中国，跟着不平等条约而在中国横行传播，各地教堂林立，愚弄无知民众，全国都创办有教会学校，专门对人民群众下麻醉药，基督教成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急先锋，是统治阶级压迫人民的工具和他们软化革命运动的麻醉剂。

    1926年7月召开的共青团中央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三次扩大会议指出，基督教思想以虚伪的平等博爱（爱敌如己）、人格救国、上帝基督等观念来消灭中国的民族团结和反抗思想，它为深植其基础于中国社会，采用一部分孔子的伦理思想，欺骗人民。会议号召全国共青团员和青年揭破基督教的黑幕，进一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反基督教的运动。

    早在1922年3月，上海各校学生就发起组织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反基督教的烈火便很快地在全国燃烧起来，“打倒基督教”的呼声，随着反帝的怒潮与日俱涨。

    1926年，反基督教浪潮波及柳州，这时正值北伐军在农民群众的支援下攻占通往武汉的要冲汀泗桥、贺胜桥，军阀吴佩孚的主力被歼灭，柳州青年学生在北伐革命战争取得胜利的形势鼓舞下，掀起了爱国反帝，打倒基督教运动的热潮，于1926年8月成立了柳庆各界非基督教同盟会。而假借革命旗号的柳州最高军政长官伍廷飏也不得不顺从群众的热情，同意召开有400多名柳庆各界代表参加的同盟会成立大会。在地下党员张胆等同志的全力支持下，四中学生、柳江学联委员长、国民党左派党员陈振尧当选为非基督教同盟会的委员长，同时选出了总务、宣传、调查、交际、出版各股的股长和干事，约共有70多人，他们大都是品学兼优的进步青年。共青团员和柳江学联的骨干分子在同盟会中担任要职，发挥了积极引导作用。

    柳庆各界非基督教同盟会的组织很庞大，以四中为会址，借了一个很大的课堂作办公厅，同时聘请地下党员张胆、国民党军政长官伍廷飏、参谋刘克初等10多名各界人士为同盟会的顾问。同盟会以反对基督教为宗旨，规定凡赞成本同盟之宗旨，热心本同盟事务的青年，皆可纳为同盟会会员。同盟会的任务艰巨繁重，但会员们的工作能力和热情非常高，各项反基督活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如召开各界群众大会、示威游行、调查宣传等，都搞得十分火热，柳州全城男女老幼皆欢欣鼓舞，莫不称快。

    非基督教同盟会成立以后，在地下党和广西学生总会推动下，立即组织了以学生为主的各界示威游行队伍上街游行，数千人的游行队伍，威震天地，沿着市内主要街道行进。当游行队伍经过基督宣教会的老巢福音堂（今中山路交通大队对面）门口时，高呼“打倒基督教！”“反对文化宗教侵略！”“打倒帝国主义！”“警防基督教徒的麻醉毒！”等口号，声震屋瓦，吓得老奸巨滑的美籍传教牧师陈法言胆颤心惊，满脸陪笑向青年学生队伍打躬作揖，求饶赔罪，学生们骂道：“鬼东西！谁要你来作揖赔礼，要你滚蛋吧！”

    接着，同盟会以四中学生为主，组织10多个宣传队到各街头进行演讲，宣传帝国主义文化宗教侵略的罪行，并在福音堂及附近的墙壁上贴满了反教宣传漫画，这些漫画把外籍牧师的鼻子画得特别钩而且高些，围满了观众，传教牧师陈法言也惊惶地来观看漫画，奸笑道：“我的鼻子恐怕没这么高吧！”学生中有人骂道：“那么我们把你的鼻子割了去！”吓得陈法言面如土色。

    当时，基督教在柳州的势力亦很大，一些贫穷的工人、市民，为得到一点精神安慰或慈善的施与加入基督教受其欺骗愚弄。为了了解和掌握城内基督教徒的情况，非基督教同盟会派出以四中学生覃禧章、陈秉森、石宝怀、莫馁、徐炳章等组成的基督教徒调查小组，利用课余时间到各街道挨家挨户调查基督教徒的户数和人口。为了便于认识区别，打击基督徒，调查小组在不是基督教徒的住户的门口上贴一张印有“本宅非基督教”的字条，而基督徒住房的门口却不贴字条。这样一来，爱国群众若是看见门上是空白的，便知是基督徒，拒绝和他们合作，不给他们作工，不卖食物给他们吃，使基督徒受到打击。柳州福音堂传教牧师陈法言、丁慧民等，慑于群众反帝威力，在一个深夜带着家眷，自己挑着行李，狼狈地逃离柳州。第二天，这一新闻传遍了全城，各界群众无不欢欣鼓舞。

    群众起来赶走陈法言的爱国行动，教育了不少基督教徒。他们纷纷来向同盟会请求发给“本宅非基督教”的字条，表示退教。非基督教同盟会的爱国运动，也得到广大群众的热情支持，每天都有许多爱国人士来到同盟会访问，表示他们愿意为同盟会尽义务。例如各行业的工会负责人表示，如果福音堂的人不再为基督教作工，工会可以安排他们最好的工作等。

    过了一段时间，福音堂的传教士和基督教徒又开始猖獗起来，思想顽固的传教士蔡汝陶（中国人），四处宣扬“祖国欲富强，必须信仰圣经，相信上帝不可”的荒唐谬论，欺骗愚弄民众。非基督教同盟会便号召四中学生，每逢星期六晚上到福音堂和教徒们辩驳道理，希望能说服他们反教。8月下旬的一个星期六晚上，学生照例到福音堂辩理，向教徒们宣传世界上的一切不是上帝而是劳动创造出来的，帝国主义百多年来侵略我国，先是用战舰、大炮，继而利用基督教耶稣博爱来欺骗奴化中国人民，好让中国人民乖乖地做他们的奴隶，稍有天良的中国人就应首先反对基督教，效忠祖国。大家都是炎黄子孙，都应做一位堂堂正正的中国人。面对学生们的宣传说理，蔡汝陶无丝毫的悔意，反而讥讽大骂同盟会员侵犯了他们信仰自由的权利，触犯了上帝。于是，学生们的怒火再也按捺不住了，似火山一样爆发起来，他们蜂拥而上，抓起蔡汝陶，拳打脚踢地痛打起来，同时把福音堂内近千本圣经之类基督教书籍全部撕毁，顿时一张张碎纸张似雪花般飞遍了福音堂的角落。打完蔡汝陶以后，学生们把他押到四中同盟会办公处讯问，第二天才把他释放。

    学生们痛打蔡汝陶的消息传到了柳州最高军政机关五旅部时，像捅了马蜂窝一样，引起部里一阵慌乱。五旅部参谋长刘克初接二连三派人把同盟会委员长陈振尧叫到部里去，说学生们的行动是政治范围外的暴动，并扬言要请示省府黄主席惩治学生。同时，伪五旅部纠合了柳州各机关派出官吏来到同盟会探望蔡汝陶，向同盟会大兴问罪之师。面对反动分子淫威，同盟会员们团结一致，毫不屈服，与他们进行了机智的周旋，申诉了同盟会的行动是爱国主义的行动。最后，让蔡汝陶拿出事前给学生的立据当众表明他是“来同盟会参观的”、“并没有被绑打”，使这些官吏们理屈词穷，无可奈何，只得灰溜溜离去。

    经过这一场斗争的锻炼，同盟会更加成熟了，反基督教活动搞得有声有色，确实产生了不小影响。那时，福音堂的工友几乎全部动员到外面做工了，连那些吃了20多年教堂饭的老杂役工都退出了福音堂，弄得福音堂无人摇铃，无人扫地，濒于绝境。同盟会的学生们将课余所有时间不分昼夜地搞调查工作，他们编制了三种精细详尽的调查表将各基督教徒的家庭人口、职业、经济来源、支付的数字及生活的情况填写得很详细，使人一目了然。这些十七八岁的青年，在爱国运动中表现出了非凡的组织和工作能力，在地下党和共青团的直接影响指导下，把柳州反帝运动搞得热火朝天，对后来的革命青年运动产生了很大影响。

    （三）驱逐帝国主义走狗钟秀杰

    非基督教同盟会自成立以来所开展的爱国运动，早已成为国民党右派反动势力的眼中钉，他们正窥伺机会镇压同盟会的运动。不久，这样的机会果真被他们抓到了。

    一天晚上，学生们下了自习课，石宝怀等同学抓紧时间调查基督教徒何宝琴的家庭情况，不料何借口说夜太深，关门拒绝调查，石宝怀等人在门外耐心宣传，何怎么也不开门，遭到了学生们的斥责。这个反动的基督徒竟连夜写了一个报告呈送马平县伪政府，污蔑石宝怀等冒充学生乘夜调查，企图掠夺她家的财物，呈请政府保护她家的安全。这一下，马平县知事（县长）钟秀杰抓住了把柄，认为是镇压学生运动的最好时机，便不向同盟会和柳江学联会进行调查了解，即大肆张贴告示来警告学生，保护基督教徒。

    钟秀杰的这一倒行逆施，激起了广大爱国学生的强烈义愤，同盟会骨干分子即往县政府质问钟秀杰，为何张贴侮辱同盟会的布告，并要钟秀杰在三天内发布一个悔改布告，向同盟会赔礼道歉，以鼓舞学生安心开展爱国运动。三天过后，仍不见钟的任何悔改行动，非但如此，钟还指使人员在大街小巷贴满了保护基督教的治安告示，明目张胆地压制学生的爱国运动。钟秀杰的行径如火上添油，更激起了学生们的心头怒火。柳江学生联合会立即召开了一个紧急大会，商讨如何行动一致对付钟秀杰。在地下党员张胆的指示下，全体到会学生代表一致通过决定——柳州四中同学代表柳江道全体学生，于8月底的某星期日举行“打倒帝国主义走狗马平县知事钟秀杰” 的大游行示威运动。柳江学联会这一决定，在柳州全城中似晴天一声霹雳，鼓舞了群众的斗志，同时也吓坏了反动走狗。与国民党右派军政长官互相勾结，为虎作伥的国家主义派头子谢康立刻将柳江学联示威游行的决议案向钟秀杰密报。钟慌忙邀集其狐群狗党共同密谋，企图阻挠破坏学联的游行。而平素高谈政治阔论的“革命家”谢康，对学生的爱国行动恨之入骨，竟纠集一帮“醒狮派”青年大打出手，向柳江学联进行恐吓、威胁，致使一些学生产生了动摇情绪，眼看着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将遭到分化、瓦解，柳江学联和同盟会的骨干们个个心急如焚，为了回击“醒狮派”的威胁，鼓舞学生的斗志，柳江学联会召集四中学生开了一个临时紧急大会，由委员长陈振尧做了进一步的宣传和动员。同学们意识到，举行示威游行，不只是为了打倒钟秀杰，更重要的是打击社会黑暗势力，造成强大的声势，唤醒更多的民众开展爱国运动。最后，全体学生将手高高举起，一致同意游行示威，原来产生过动摇情绪的学生也坚定了信心，同学们高呼“打倒走狗钟秀杰”的口号，唱起《打倒列强》的歌曲，人人都在热心写标语，做旗帜，准备上战场。

    预定游行的这一天到了。同学们很早就来到了四中，列队准备出发。这时，由谢康等人纠集的各伪机关10多名“代表”又杀上门来，软硬兼施，对柳江学联进行威胁和攻击。柳江学联识破了他们企图阻挠破坏爱国运动的阴谋，当即给予了回击，并把他们轰出学校大门。

    几百名学生游行队伍，雄纠纠地跨出校门，拉上了街头，学生们手拿自制的旗帜，边走边把写好的标语贴在街两旁的墙壁上。由几十人组成的乐队还高奏着《打倒列强》的乐曲，使游行队伍更增添了几分气势。当游行队伍来到大十字街口（即现在的五角星路口）时，被一队约有200名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军警拦住去路，企图阻止学生前进，游行队伍停下来，齐声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的走狗军阀！”过了几分钟，军警不得不撤离，游行队伍即通过了十字街口，继续前进。一些市民群众也不约而同地集合起来，成群结队紧随在游行队伍的后面。走不上几分钟，竟又有一队200名全副武装的军警赶来压在游行队伍后面，紧紧地尾随着。学生们有时停下来，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的走狗钟秀杰”，后面的军警队伍也停住，学生们前进，他们也随着前进，学生们非常气愤，走不上10多步又停一次，不断地高呼口号。

    游行队伍时走时停，终于来到了伪马平县府门前（即现在的柳新街一带）。这时，伪县府房屋上都架上了机关枪，隐藏着射手，县府守门的卫兵增添了好多名，整个县府杀气腾腾，如临大敌。一些学生目睹此状有些慌乱，但共青团员和学联骨干们带头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基督教徒的走狗钟秀杰”，随着口号声的响起，游行队伍稳住了阵脚，没有一个学生退出队伍，个个振臂高呼口号。同时，县府门前早已围满了支持学生的热心群众，黑压压的一片。钟秀杰躲在小楼上不敢露面，慑于学生和群众的强大势力，只得收回了嚣张的杀人气焰。中午，游行队伍在一片口号和歌声中解散。

    在南宁开会的五旅旅长伍廷飏得知柳州学生示威游行打倒钟秀杰的消息后，于当天晚上急忙赶回柳州，准备镇压为首的学生。地下党员张胆主动向伍廷飏介绍学生的游行活动情况，摆明事实真相，说明学生的革命行动完全合乎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丝毫没有违背非基督教同盟会的宗旨。由于张胆仗义执言，伍廷飏只好打消念头，不敢镇压学生。同时，张胆还指示柳江学生联合会的骨干，不要担心反动派的镇压，坚定信心，继续领导学生开展爱国反帝运动。

    由地下党组织策动支持的柳江学联打倒钟秀杰的活动，获得了柳州舆论界和各界群众的声援，《柳江日报》发表了支持学生运动的文章。在学生和群众的压力下，国民党广西省政府不得不将钟秀杰撤职。这是柳江学生联合会的胜利，是各界爱国群众的胜利，它大大鼓舞了学生们的斗志，坚定了反帝信心。继这次斗争后，学生们乘胜前进，积极酝酿反对封建会道——同善社的斗争。

    （四）取缔封建会道组织——同善社

    20年代的柳州，经济贫困，文化落后，封建迷信十分猖獗，而代表这一封建恶势力的，要算是同善社了。同善社是封建会道组织，它的信徒布满在社会各阶层，柳庆15县上至绅士土豪，下至贩夫走卒；上至白发老人，下至黄口小儿，都有它的信徒弟子，更有甚者，一般自命为知识文化高的绅士也都为同善社所愚弄，执迷不悟。

    这根本的原因除了同善社能迎合封建阶级的本质以外，再就是它诱人的入道方式。每人入道只需缴纳香灯费一元二角，礼拜菩萨一次，即算是该社的“得救初层道友”，可获得神的保佑，脱灾脱难，所以入道的人纷至沓来。同善社将入道的阶层分为十层，入初层道的收一元二角，入二层道的就要加数倍收钱，由此类推道层数愈多，收钱就愈多，入道四五层，就要交费四五十元之多，若是能入道十层就可以成仙成佛了。同善社就这样不知榨取了多少群众的血汗，弄得有些人抛弃职业变卖家产，卖儿卖女交入道费，幻想成仙成佛。当时的柳州社会，几乎家家都有同善社的信徒，成了同善社的世界了。

    封建同善社与基督教一样，都是欺骗、愚弄、麻醉软化人民的工具。但是反封建同善社运动较之反帝的运动要困难得多。这是因为久受外国传教士毒害的中国人民是痛恨帝国主义侵略的，只要高呼一声“打倒基督教！”就会得到群众的支持响应，但若要打倒同善社，群众就不一定会支持，因长期受封建迷信的毒害很深，一时很难觉悟。然而，要完成反封建的革命任务，阻止封建逆流继续毒害人民，砸烂束缚住人民手脚的封建枷锁，就必须开展大规模轰轰烈烈的反封建斗争，教育人民，打击黑暗势力。

    非基督教同盟会做好了反同善社的准备工作，于1926年9月上旬的一天，以柳江学联会的名义召开了四中全体学生大会。会上，共青团员和骨干分子做了动员，宣传了打倒同善社运动的目的、意义，并号召同学们团结各阶层工友，共同奋战，不能只靠学生孤军战斗。同时，每个学生都应当先做自己家长的工作，教育说服他们带头退出同善社。在会上，还作出了择日举行反同善社示威游行的决定，得到了四中学生的赞同。

    9月上旬的一个星期日中午，柳州四中全体同学排着整齐的队伍，走上街头，开展了反封建的爱国示威游行。同时，学生分成了十几个宣传小组，分散在大街小巷内宣传演讲，揭露同善社利用封建迷信骗取群众钱财，阻碍国民革命运动的累累罪行，劝导被迷惑受害的信徒们猛醒过来。学生们还在街道两旁张贴了“打倒反动的封建伪道门同善社！”“打倒骗人迷信诈人金钱的万恶同善社！”“打倒危害国家民族利益的同善社！”等各种各样的标语，轰轰烈烈的反封建活动，如一声春雷，震动了久已沉醉在迷信黑暗中的柳州社会。

    次日早上，非基督教同盟会所张贴的反封建标语口号却被坏人乘夜撕毁了。同善社在全城造出许多谣言，说同盟会的学生之所以反对同善社是受了某党的暗中指使，攻击地下党是“教唆犯”，图谋打倒政府。这时谢康也在积极活动，乘势打击学生运动，并把游行示威回来的学生们训斥了一顿，污蔑学生触犯了校规，并进行威胁，谢康还纠集了一伙人在学生的家长中进行活动，让家长出面阻挠学生参加反封建运动。

    打倒同善社活动虽受到攻击破坏，但学生们满腔的热情并不因此而冷落，被撕毁的标语，立即派学生重新贴上，到了次晨，又发现标语被撕，学生们又重新贴上，晚上还派人巡逻，保护标语的安全。可这样干下去也不是办法，一些群众受到同善社的迷惑宣传，非但不支持学生的活动，反而加以阻挠反对，同学们走街串巷演讲宣传，喉咙都喊破了，听众却寥寥无几，眼看这场反封建的宣传失去了作用，许多同学急得哭了。

    在同盟会召开的会议上，陈振尧想出一个“射人先射马”的办法，即清算同善社迷信害人的会款，将有害之钱用于有益的社会事业上。另外，从经济上解剖同善社，能使群众看清它骗人榨钱的本质。这一办法很快被采纳通过了。

    9月下旬某日，非基督教同盟会执委会正式将清算同善社会款的任务，交给柳江学联会完成。陈振尧在当天下午6时，率领一帮同学直往大南门同济善堂里的柳州同善社总社（即今曙光东路二中医院），与封建道首进行说理斗争，勒令该社停止一切骗人活动，警告他们在一星期内把非法取得会款清算出来上缴同盟会。同善社道首何孟丞、王利元等只得点头称是。

    一星期后，学联会学生再去同善社总社时，该社已空无一人，里面的东西也都搬得精光，同善社道首王利元等人畏罪携款潜逃。同盟会执委会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通知各宣传小组紧急行动起来。当晚，十几个宣传小组分赴各街头，向群众宣传同善社因拒绝清算道款而畏罪潜逃，许多群众看清了同善社虚伪的嘴脸，开始觉醒，有些人把家里的同善社佛堂也拆毁了，而那些顽固的同善社信徒，好象乌龟缩了头，不敢公开行骗了，反封建运动取得了初步胜利。

    （五）酝酿驱谢

    随着学生反帝反封建运动的深入开展，谢康的反革命狰狞面目愈加暴露无遗。柳江学联会和非基督教同盟会所开展的每一次爱国宣传运动，谢康都使尽威胁、恐吓、破坏之能事，以达阻止学生运动之目的。他利用四中校长的职权，勾结国民党右派反动势力排除异己，打击迫害进步师生，破坏国民革命运动。对于谢康的反动行径，革命学生早已恨之入骨，把谢康视作革命路上的障碍，非得先铲除这一障碍，才能更好地进行各种反封建运动。

    1926年9月下旬，在与封建会道同善社进行斗争的同时，柳江学生联合会骨干分子陈振尧、韦帛如、石宝怀、覃禧章、陈秉森、莫馁、钟义、康日勋在四中举行秘密会议，决定酝酿打倒谢康的运动。秘密会议作出了三项决定：（1）在校外租借一间房子，作为驱谢运动的聚会地点；（2）发动学生搜集谢康镇压学生运动的罪行和平日办学的劣迹；（3）把谢康罪状材料编撰成册付印，散发到社会中，然后择日爆发驱谢运动。

    会后，共青团员和学联骨干在四中学生中积极进行联络活动，得到了同学们的支持。同时，柳江学联会在西门街（即今中山西路）细柳巷内租得王家大院子作为秘密集会地点。四中第一、第二两班的同学及第三、第四班部分思想进步的同学写了志愿决心书，签名盖章参加了驱谢运动，形成了声势。

    参加酝酿驱谢运动的同学每天利用课余时间搜集谢康的各种劣迹，共计有十大罪状：（1）勾结地方权贵；（2）压制学生参加爱国运动；（3）把持、独裁学校；（4）打击进步教师；（5）校政不民主；（6）侵占学校公款；（7）经济不公开；（8）任用私人亲戚；（9）扣发教师薪水；（10）结党营私，反对革命。

    学生们将搜集到的这十大罪状的具体材料交给覃禧章、韦帛如、石宝怀等负责人，由他们进行整理，用了10多天的时间，汇编印出了谢康十大罪状的传单，伺机散发。这时经过驱谢运动领导人的开会商议，决定利用10月l日学校当局举行恳亲会（即学生家长座谈会）的机会，向家长揭发校长谢康思想反动，阻挠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等罪恶，并在会上散发谢之十大罪状传单，掀起驱谢运动。

    不料，学生酝酿驱谢运动的消息被谢康侦悉，他即惊恐万状，四处奔走，报告伪旅长伍廷飏，请求伪县府共同镇压学生这一运动。同时，谢康还派出自己的心腹学生，如谢兆文、谢文青、梁柱民等（与谢是同乡人）不断地在西门街上来回窥探学生的行动，还混入王家大院子偷走志愿书和签名簿，以掌握驱谢运动的领导人和学生情况，伺机打击报复。10月1日这一天，原定在四中举行的恳亲会竟被谢康取消，这样，驱谢运动的爆发只得往后推移。

    陈振尧、覃禧章等人到粤东会馆请示地下党员陈岳秀、张胆等同志，应采取什么对策。张胆热情地给予了指示，告诫陈振尧等人提高警惕，做好各班同学的联络工作，团结一致，以免孤立分裂。陈岳秀还画了敌我两个阵营的图形，用双方力量的对比作了明示，使陈振尧等领导人懂得了团结群众的重要性，明确了驱谢运动的方针，对打倒谢康更充满了信心。

    （六）“帽潮”的爆发

    1926年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15周年纪念日，柳州各界群众举行纪念辛亥革命游行活动。这天，四中校长谢康别出心裁，强迫学生穿学校制服、戴制帽，否则不准入校和参加游行，并派教务主任黄焕权、训育主任熊裕芳轮流看守着校门。学生强烈反对这个无理规定，纷纷拒绝戴制帽，并推选学生代表陈振尧、钟义、覃禧章、韦帛如和谢康交涉，要求取消这个无理规定。谢康拒绝答应学生的要求，学生便集体举行了罢课，到校外开会抗议。

    早已对学生怀有刻骨之恨的谢康，乘机给陈振尧、覃禧章、钟义、韦帛如加上违反校规、鼓动学潮的罪名，于11日宣布予以开除学籍的处分。消息传来，学生群情激愤。共青团员陈秉森等立即召集第一、二班的同学在公园开会，商量对策。30多名学生在给学校的抗议呈文上签名，呈报地方行政机关主持公道，强烈要求谢康收回成命，恢复陈振尧等4位代表的学籍，并决定不达此目的，学生全体罢课，以示抗议。

    12日，谢康变本加厉，将在抗议呈文上签名的陈秉森等30多名学生开除学籍，并勒令其在校食宿的学生立即离开学校。于是激起了尚未被革除的全校同学的悲愤怒号，大家立即实行总罢课，要求收回成命。丧心病狂的谢康又向这些学生开刀，于13日清晨高悬告示，将第一、二班（除谢康几个心腹学生外）学生一律革除，计有80人之多。被开除的学生限在一两个小时内搬出学校，不得多逗留片刻，并停止供应膳食。这些学生大多数家在农村，革除后他们已无家可归，只得四处投宿，流落街头。

    面对谢康的疯狂行径，学生们并没有低头屈从，他们四处奔走申诉，在短短的时间里迅速组织起来，掀起了打倒反动校长谢康的运动，爆发了空前的学潮。

    13日深夜，学潮领导人陈振尧亲自到地下党员张胆住所，请示驱谢斗争策略。张胆指示他立即组织被开除的学生成立一个“四中学生被迫离校团”，以该团的名义广泛向社会揭露谢康的反动罪行。呼吁全国各地民众团体主持正义，声援被开除的学生，学生内部要加强团结，一边斗争，一边学习，提高警惕，严防谢康下毒手。同时，要派学生潜入四中与第三、四班的同学取得联系，统一行动，并劝他们不要拒绝戴帽子，避免无谓的损失。张胆指定由地下党员王振奇担任联络员，加强对离校团学生的指导。

    遵循地下党的指示，学潮领导人连夜讨论起草“四中学生被迫离校团”成立宣言和传单。14日，“四中学生被迫离校团”正式成立，陈振尧任离校团的团长，被开除的学生全部加入了离校团。当天下午，离校团全体团员整队出发，在市内高举“打倒残害青年的谢康”的标语，向民众散发离校团的成立宣言和传单，并将宣言、传单分寄给全国各地的群众团体机关、各报社、各学校等。同时离校团还派出覃禧章、陈秉森、石宝怀、钟义等分别拜访柳州各界贤达父老，如朱子恒、李惠如等，请他们伸张正义，制止谢康的暴行。

    当天深夜，地下党员王振奇带着党支部的指示与陈振尧联络，建议离校团注意斗争策略，变被动为主动，应在驱谢宣言上说明拒绝戴制帽的理由：因为制帽上没有象征孙中山三大政策的革命三民主义的党徽，学生们为了拥护实行孙中山三大政策，拒绝戴没有党徽的制帽，是正义的行动，这样一来，可以获得社会各界的同情和支持，使斗争立于不败之地。离校团接受了地下党的指示，立即连夜赶制驱谢宣言，于第二天（15 日）将宣言发出。

    15日中午，柳江学生联合会召开执委会议，讨论柳江学联应如何支援离校团斗争的事宜。会议决定发动柳庆15县的学生支援四中的“帽潮”斗争，发出快邮代电到省内外有关机关团体，请求声援，共同谴责谢康的暴行。同时，电请设在梧州市的广西全省学生联合总会派员来柳州指导学生运动。

    四中被迫离校团成立以后，学生们不分昼夜地奔走呼号，散发文件传单每日睡觉才两三个小时，工作繁累，但人人精神振奋，情绪高涨。许多学生住宿得不到解决，离校团先在铁局街租了一间小屋，该房狭小，不堪拥挤，离校团四处寻觅，终于找到了理想的地方，它是文武街上一座古庙斗母官（即今解放北路一带）。斗母宫较大，离校团全体同学都搬进宫内住宿。庙的神殿被同学们改为离校团开会的大礼堂，同时，也作为上自习课所用。庙门上挂起“四中学生被迫离校团”的牌子，同学们一起动手，把久无人住的古庙整理一新，变成了离校团进行斗争的大本营。

    迁入斗母官后，离校团学生共订立了三条团规：（1）每日必须按时起床和睡眠；（2）每日必须上自习课，不得迟到早退，下课后，亦不得擅离团部，如有事外出，需向当天值日请假；（3）在团部里不得任意喧哗，保持生活整洁，纪律严明。当时各界人士，各贤达父老都来离校团看望慰问，看见被开除的学生还能自动上课，生活整洁纪律严格，都异口同赞学生们的斗志，大骂谢康瞎了眼，纷纷到伪五旅部质问伍廷飏为何不处置谢康，恢复学生的学籍。其实，谢康和伍廷飏早已串通一气，把刀口对准无辜的学生，共同镇压学潮。学潮开始以后，谢康每天早晚都要到伍廷飏那里请示，谢康还在伍那里借了一枝手枪来威胁在校学生，离校团曾派石宝怀等同学潜入校内想把枪夺过来，谢康知道后忙把枪藏起。

    在离校团斗争的过程中，地下党支部始终给予了支持和引导，策划着学生们的行动，四中许多进步教师以及其他学校也投书声援离校团。地下党在离校团中积极培养进步力量，发展了一批青年加入共青团组织。

    （七）驱谢斗争的胜利

    省立四中打倒谢康的“帽潮”斗争消息迅速传到了广西省内外，谢康的反动暴行引起各地学生和群众的愤慨。全国各地民众团体、机关、学校和各报社，主持正义，声援柳州四中离校团的斗争，纷纷向离校团发来了宣言、传单、快邮代电，坚决支持离校团斗争到底。全国学生联合总会也发来了慰问电。在广西省内，《柳江日报》、梧州和南宁的《民国日报》等，都发表过各机关、群众团体声援柳州“帽潮”斗争的代电和谴责谢康罪行的文章。在张胆、陈岳秀等地下党员的主持下，国民党马平党务整理处也发出通电，支持四中离校团的“帽潮”斗争。所有这些大大鼓舞了离校团学生的斗志，增强了斗争必胜信心。

    为了调查和指导“帽潮”运动，中国共产党梧州地委派妇运干部、共产党员关育梧（女）和广西学生联会总会干事、共青团员钟云，于1926年11月初抵柳。学潮领导人陈振尧将离校团斗争的经过详细向钟云作了汇报。钟云当即指示，柳江学联会应发动全市学生起来举行游行示威，向谢康和伪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迫使县府把谢康驱逐出四中。

    次日下午，柳江学联集合了柳州各学校学生2000多名，在公共体育场举行大会，四中离校团团长陈振尧和钟云在会上讲了话，钟云代表广西学生联合总会号召学生们团结起来，支援四中驱谢斗争，坚决打倒反动分子谢康。会后，2000多名学生浩浩荡荡向街道进发，举行支持“帽潮”斗争的示威游行。当游行队伍走过四中学校门口时，众学生齐声高呼“打倒迫害青年学生的万恶谢康！”“打倒侵吞校款的贪污犯谢康！”“打倒摧残柳州文化前途的首恶谢康！”在校内的学生听到口号后，立即举行了罢课，纷纷冲出课堂，高呼打倒谢康校长的口号，并整队冲出校门，加入到示威游行的队伍中。此时的谢康早已吓得躲到了伍廷飏公馆内，以后也不敢轻意出头露面。

    经过这次全体学生的示威游行，震动了柳州社会各界人士，男女老幼无不痛恨谢康，同情和支持离校团学生。国民党广西省政府教育厅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于12月上旬派来一个姓梁的视察员协同伍廷飏处理“帽潮”事件。12月中旬，伍廷飏在柳庆党务整理处召开各机关人士联席会议，商讨处理“帽潮”事件，省学联总会代表钟云和四中校长谢康列席会议。在会议举行的同时，柳江学生联合会再次组织了近2000名学生举行示威请愿游行，强烈要求联席会议主持公道，驱逐谢康。学生队伍聚集在柳庆党务整理处门前广场，不断高呼“打倒万恶的谢康” 口号。在联席会议上，伍廷飏不问是非黑白，作出了貌似公允，实则保护谢康的决定——四中被开除的学生，除了陈振尧、覃禧章、钟义、韦帛如四人外，其余的写了悔过书以后可以恢复学籍；四中校长谢康行使职权时操之过急，亦应亲自检讨和调离四中。此决定在《柳江日报》发表后，离校团立即发表声明宣言，坚决反对该项决定。声明宣言：“我们请求学校发有党徽的制帽，这一要求没有什么过错，我们不晓得写什么悔过书。退一万步说，纵使是犯有过失，也由我们大家来承担，为什么单单不许陈振尧、覃禧章、钟义、韦帛如四人恢复学籍？我们为了戴有党徽的制帽而被学校一律开除，这是什么校规？谢康错革乱革了我们，摧残青年学生的学业，就应该撤换他的校长职权，以警告反动者滥用职权，迫害学生。谢康这样歪曲事实，借口违反校规开除我们，我们这一群被他迫害的无辜青年誓将为真理而斗争到底！”声明宣言发表后，伍廷飏见离校团骨干分子硬的不吃，便来软的一套，说如果解散离校团，省教育厅可以公费供陈振尧等骨干外出升学。伍的假心假意遭到了同学们的拒绝。

    1926年12月底，广西学生联合会总干事钟云离柳返梧，离校团学生欢送钟云启程。临别时，钟云对同学们说：打倒谢康的运动已大白于天下，获得了社会各界人士广泛同情和声援，驱谢运动应适可而止。1927年元月，统治了四中两年的反动校长谢康终于被撤职，离校团的驱谢斗争取得了最后胜利。遵从地下党的指示，离校团决定结束为期三个月的“帽潮”斗争。离校团成员大部分是毕业班学生，鉴于没有继续留校学习的必要，也没有可悔之过，离校团于1927年元月自动解放，学生有的转赴广州等地升学，有的直接参加工农群众运动。至此，轰轰烈烈的驱谢“帽潮”斗争胜利结束。

    历时三个月的“帽潮”运动，团结和教育了广大爱国进步青年学生参加打倒反动势力的斗争，在柳州青年运动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它造就了一批思想进步的青年，他们加入到共青团组织中，并积极投身于工农群众运动，“帽潮”斗争的胜利，不仅打击了国民党右派反动势力，而且对后来的柳州青年学生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

    三、革命遭受挫折

    正当柳州各界青年运动深入向前发展之际，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大革命遭到失败，柳州地下党员和共青团员遭受国民党血腥的屠杀，轰轰烈烈的革命青年运动被扼杀于襁褓之中。

    1927年3月26日，国民党广西省政府向各县发出缉拿共产党员的密电。4月2日，广西反动当局进一步部署策划清党。伪政府主席黄绍竑在梧州召集国民党反动骨干训话，诬蔑共产党破坏北伐，极力煽动反共，并宣布要在全省范围内进行清党。同时，黄绍竑还到上海，参加了蒋介石召开的清党秘密会议，共同密谋策划反共阴谋活动。4月3日，广西省政府密电各县，命令各县坚决清党，按照3月26日省府的密电行动，不得有误。敌人已磨刀霍霍，马上就要向革命人民杀过来，但当时我们党由于受到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失去了应有的革命警惕性。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无数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工人群众被血腥屠杀，尸横满街，血流成河！这时黄绍竑赶紧给广西当局发来密电，立即动手清党。白色恐怖笼罩着广西。反动派首先在南宁进行大逮捕，镇压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人士，一天之内捕去20多人。其中曾是柳州地下党领导人、柳州共青团组织的创建者张胆同志，也于同日被捕。17日，梧州开始清党，中共梧州地委、共青团梧州地委的许多党员、团员被捕，柳州地下党支部与梧州地委中断了联系。

    在柳州，自“四·一二”政变发生后，伍廷飏暂时按兵不动，但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活动已处在反动派严密的监视之下。短时的平静，预示着暴风骤雨的来临。党、团员和革命青年开始和白色恐怖作斗争。

    不久，国民党反动派终于向革命人民开刀。5月上旬的一天，柳州军警督察处处长兼马平县知事黄勉派出军警，逮捕了党务整理处青年部长唐崇敏。翌日，党员训练班的学生在共产党员熊秀民和谭均任的指挥下，由女学生带头冲出校门，列队到公安局监狱，要求立即释放唐崇敏。过了几天，伍廷飏秘密放唐崇敏回原籍全县（今全州），敌人已发出了大屠杀的信号。但我们的党、团员没有低头。

    5月，陈岳秀曾通过柳江学生联合会，散发标语和传单，声讨蒋介石叛变革命、破坏国共合作、屠杀共产党员及革命青年的罪行。然而在6月初的一个黎明，陈岳秀却被伍廷飏派出的军警逮捕。在拘押期间，陈岳秀经不起考验，自首变节。几日后，伍廷飏派军官秘密护送陈岳秀回原籍岑溪县。

    此时，广西反动当局成立了清党委员会及广西特种刑事临时地方法庭，以处理清党事件。紧接着柳州也成立了清党委员会，主任为伍廷飏，副主任为谢康，委员由黄勉、李乘时等七人组成。对共产党刻骨仇恨的谢康，此时成了清党大屠杀的急先锋。这时，由于陈岳秀被捕，柳庆党务整理处副主任由谢康担任，使原来由共产党掌握的党务整理处落入敌人手中。共青团员吕明、苏德焕、覃禧章、康日勋等，先后辞去党务机关以及劳工夜校的职务。共青团员陈秉森，被调到宜山县当农运特派员。陈岳秀被捕离柳后，地下党支部无人负责，党员和团员各自为战，但仍坚持斗争。

    广西清党委员会成立以后，反动派高举杀人屠刀，在全省各地大肆逮捕、屠杀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进步青年。8月底，中共广西地委在梧州被国民党破坏，负责人廖梦樵等惨遭杀害。柳州共产党员熊秀民在宜山县被国民党逮捕入狱。9月1日，广西反动当局在南宁枪杀了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分子共13人，张胆同志在这次大屠杀中英勇就义，时年25岁。9月13日深夜至14日凌晨，柳州军警督察处处长黄勉，亲率大批军警实行全城戒严，包围了雷王庙夜校、党务整理处和天星巷、铁局街、龙城路等街道，逮捕了共产党员关育梧，共青团员覃禧章、邓毅、韦凤楼、卢种德，同时逮捕了农运班学员40多人。共青团员吕明、苏德焕、莫美初、康日勋、康泰庄等人以及一批青年积极分子闻迅后迅速转移，到外地隐蔽起来。与此同时，共青团员陈秉森也在宜山被捕下狱。不久，熊秀民和陈秉森先后押回柳州监狱。女团员舒文，在去监狱探望、送食物给被捕人员时，也被抓了起来。

    大逮捕后的9月下旬，共产党员刘策奇带领党员特别训练班学员到南宁，参加农运工作队。到南宁不久，刘策奇即被逮捕，10月间，被反动派枪杀。他就义时高呼“虎死威不倒，共产成功万万岁！”和“打倒国民党！”等口号，表现出共产党员的浩然正气，他牺牲时年仅27岁。优秀的共产党员熊秀民保持革命气节，不畏敌人的酷刑，10月中旬，在柳州被反动派判处死刑。他被绑赴刑场时，许多市民和学生紧紧跟在后面，含着热泪默默相送。英雄边走边高呼：“打倒国民党！”“打倒军阀！”“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然后饮弹英勇就义，围观群众无不潸然泪下，场面十分动人。这些20多岁的青年不愧是我们党培育出来的优秀儿子，他们用生命和热血，谱写出感人的英雄乐章。他们生命虽短暂，英名却万古长存。

    在大逮捕期间，被抓走的工农群众，多数取保释放，党团员一律判刑坐监狱。除了宁死不屈，英勇就义者外，也有一些人经不起伍廷飏的威胁利诱而丧失了革命气节。那些逃脱敌人搜捕的人，都与组织失去了联系。至此，柳州的地下党、团组织全面遭到破坏。由于地下党、团遭到严重破坏，共青团员被捕的被捕，转移的转移，使柳江学生联合会等青年群众组织，在白色恐怖下陷入瘫痪状态，有的停止了组织活动，有些组织领导权落入反动分子手中，使组织变了质。国民党当局认为马平县党部、党员特别训练班等已为共产党和革命青年分子渗透和利用，遂停办或解散，轰轰烈烈的柳州青年革命运动被扼杀于摇篮中。

    在1926年至1927年的斗争中，共产党员张胆、刘策奇、熊秀民、王振奇等为地下党、团的建立和发展，为开展各阶层青年运动，在学生、工人、农民中传播革命种子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经受了蒋介石清党屠杀的严峻考验，在敌人的屠刀下宁死不屈，为了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但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叛变和残酷的屠杀，加上建立一年多的党支部和团组织还处于幼年阶段，缺乏公开的和秘密的斗争经验，党员、团员对于国民党反革命的两手，缺乏应有的警惕和对策；共青团始终没有建立支部，组织很不健全。一些青年抱着小资产阶级狭隘思想幻想革命，在革命的关键时刻经不起严峻考验而叛变自首等因素，致使地下党、团受到彻底破坏，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尽管如此，大革命时期，柳州各界青年在地下党、团的领导下，为打倒国民党反动军阀，积极宣传革命真理，开展群众革命运动起了积极的主导作用，并且对以后的青年革命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柳州团市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