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州市位于广西中部，为广西的工业重镇和水陆交通枢纽，历来是柳州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解放前，柳州未设市，它一直是清代以前的州、府和民国时代的马平县（后改名为柳江县）和柳州专员公署的治所。1949年11月25日柳州解放后才正式设为市。

    大革命时期，柳州是广西省柳（州）庆（远）督办署（管辖柳庆地区的马平、柳城、雒容、融县、象县、来宾、迁江、宜山、宜北、河池、南丹、天河、思恩、罗城、怀远等15个县）和马平县的治所。当时城区及近郊的人口有1万多人；城区面积仅3平方公里；资本主义工业处于萌芽状态；手工业、商业、航运业颇发达。近郊几个村庄在大革命时期是马平县城区邻近的几个自然村，如北关外乡、黄村、雅儒村、渡口、基隆、小村、秦家村、秦拱、窑埠、小南、磨滩、竹鹅等村寨，这些村子都在柳江两岸，离市区最近的仅百多公尺，远者亦不过十华里。较大的村子（如黄村、雅儒村）的人口在百户左右，较小的村子（如秦家村、基隆）的人口仅十多户至数十户。据黄村的一位老农估计，柳州市当年近郊的农业人口不超过3000人，农民以种植谷物和蔬菜为生。

1926年以前的三四年间，两广及滇、黔等省军阀连年混战，省内“自治军”蜂起，土匪强盗占山为王，自封司令，割据土地，鱼肉人民，“司令满街走，将军多如狗，杀人兼越货，无日不干戈”的民谣，就是当年社会生活的写照。在此期间，柳州迭遭新旧桂系和滇、黔军阀的割据、窜扰和蹂躏，尤以旧桂系军阀沈鸿英、韩彩凤、邓佑文、邓瑞征等残部盘踞时期受害最深。大小军阀勾结地主豪绅向柳州人民横征暴敛，巧取豪夺，强加在城乡人民头上的苛捐杂税就有土地税、契约税、财产税、人头税、屠宰税、圩场税、牛马税、牌照税、烟酒税、油榨税、自治捐、房屋捐、户口捐、猪捐、牛捐、羊捐、市场摊位捐、祠堂建筑捐、军队开拔费、柴草费、收容费、维持费、军饷费、茶水费、草鞋费等20多种。黄村的团总秦老六是个大地主，他依仗权势压迫剥削长工的手段是全村有名的，至今该村仍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土俗，土俗，／黄村有个秦老六，／水桶百二，／粪桶百六。／鸡叫出工，／三更回屋，／帮他做工三年半，／不知瓦屋或草屋。／想要吃块肉，／等到做社和初六，／苍蝇叮去一块，／上屋撵到下屋。／死牛肠烂马肚，／充满肚腹。／臭屁咸酸菜，／吃到六月六。

    广大受苦受难的人民，对军阀、地主豪绅敲骨吸髓的反动统治深恶痛绝，迫切要求挣脱枷锁，翻身解放。迨经1924年8月的柳州上雷战役、1925年春的武宣战役、1925年夏的柳州马厂、柳城沙埔战役，新桂系先后击败了旧桂系沈鸿英、韩彩凤、邓佑文、邓瑞征以及滇军唐继虞、吴学显等部后，新桂系统一了广西，^①战火才平息下来，柳州人民稍得喘一口气和休养生息的机会。但是，新旧桂系与滇黔军阀都是一丘之貉，压在工农大众头上的枷锁仍未解除。

    新桂系统一了广西并接受了广州孙中山大元帅府的领导，广西当局成立了国民党省党部，接受了国共合作的政策。此时，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也从广东进入广西，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形势发展建立党的组织，开展革命运动。革命的新思潮由广州、梧州、南宁等地传入柳州，柳州的先进青年开始在革命形势的影响下，开展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运动。一批青年还到梧州、南宁、广州等地求学和追求真理，后来成为柳州农民运动骨干的谭均任、李席珍、熊秀民、刘策奇等人，就是在梧州宣传员养成所或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结业归来的学生。柳州市的首批共产党员李席珍、谭均任，就是在毛主席办的第六期农讲所入党的，后来被广西农民部派回柳州担任农运特派员。^②在中共梧州地委和中共广西省（区）筹备小组的领导下，中共柳州支部于1926年7月间成立，支部领导人为陈岳秀（书记，省立四中教师）、罗琴谱（负责宣传工作，省立四中教师）、张胆（省农民部秘书兼柳州党务指导员，负责组织和青年工作）。^③

    地下党柳州支部与国民党左派建立统一战线，积极贯彻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领导和推动柳州各界群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地下党在革命运动中培养和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地下党协助国民党左派改组了为官僚豪绅把持的马平县党部，共产党员谭均任被选为执委兼农民部长，成立了领导柳庆区15个县国民党党务的柳庆党务整理处。地下党员和共青团员以国民党员的身份，进入国民党上层机构任职，利用合法地位大力开展工农群众运动，掌握了党务机关及各群众组织的领导权。^④

    从1926年冬开始，地下党领导的近郊农民运动开展了起来。在柳庆党务整理处和马平县党部任职的陈岳秀（党务处副主任）、谭均任（农运特派员兼党部农民部部长）、李席珍（农运特派员兼党务处农民部常务干事）、熊秀民（县党部执委兼党训班教官）、陈秉森（党务处农民部干事）、莫美初、康日勋（均系农民部干事）等党、团员，在党务处党员特训班的地下党员教官刘策奇、关育培、唐崇敏和国民党左派分子的配合下，打起扶助农工，发展农民运动的旗帜，分别带领农运干部和党训班的学员，到近郊农村开展农运活动。他们利用开会、演讲、谈心、社会调查、教唱国民革命歌曲（如《打倒列强》、《少年先锋》、《国际歌》、《工农运动歌》）等方式，向农民宣传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北伐战争的意义及形势、海丰农民运动情况、反对土豪劣绅、反对预征钱粮、取消苛捐杂税、免除高利贷、实行二五减租、组织农民协会等革命思想。饱受封建军阀、土豪劣绅压迫剥削的农民如大旱逢着甘露，很容易地接受了革命思想，反帝反封建和自求解放的热情高涨了起来。农民们在农运工作队的鼓动下，积极报名参加农民协会。^⑤近郊的北关外乡（今解放北路、弯塘路、柳侯公园、人民广场一带）、雅儒村乡、黄村乡、窑埠、渡龙乡（今渡口）、双冲6个乡（村）的农协会，在1927年的春季先后成立，并获得广西省农民部的批准和颁发了印信及旗帜。这6个农协会经重新登记的会员共有739人。实际上，会员不止这个数目，因为当时入会在册的都是户主代表，家中的妇女、青少年虽然名不在册，但是都积极参加农协活动，每逢集会，全村老少一律参加。黄村农民除了大地主、土豪秦老六（总团总）和蔡其清2户外，其余110户农民全部参加了农协会。接着，农运工作人员又深入到水南、秦家村、磨滩、秦拱、小村等乡（村），发动农民筹组农协会。截至1927年9月中旬的统计，柳州近郊共成立了6个农协会及5个农协会的筹备机构（共计11个）。约有 2000多人参加了农协和农协筹备组织。在此期间，他们一直是在地下党领导下，由革命分子掌权和开展革命斗争的。^⑥

    地下党很重视培养农民运动的干部和农民积极分子的工作，借鉴广州农讲所的经验，以党务处及县党部的名义在北关外乡农协会址雷王庙（今解放北路柳州地区电影分公司）开办农运训练班。该班约有学员四五十人，实行军事管理，学习《农运指南》、《海丰农运》、《三民主义》等课程。柳庆党务整理处办的党员特别训练班，也设有农运课程，教官均为地下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分子担任。党务整理处农民部还在雅儒村六祖庵（今雅儒路小学）及北关外乡雷王庙开办2所农民夜校，专门招收农民及其子弟，任务是灌输革命思想，培养农运骨干。这两所夜校的教务长都由地下党员谭均任担任。^⑦

    觉悟了的农民非常痛恨帝国主义、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和军阀。他们在地下党和农协会的领导下，把乡村政权从代表地主豪绅利益的团总（当时没有设乡长，只设民团的团总）手里夺了过来，使得地主威风扫地，农民扬眉吐气。农民们按照农协会章程办事，自己管理乡政，废除了多种苛捐杂税，订立乡规民约，禁烟禁赌，调解民事纠纷，修路，办学，维护社会治安。近郊农村在农协会的治理下，昔日在郊区为非作歹的散兵游勇、土匪流氓销声匿迹，农民们团结互助蔚然成风，农副业生产有了发展。例如，黄村乡农协发动会员出钱出力、献砖献料，用义务劳动修建了一座颇具规模的农协礼堂（该建筑物于60年代拆毁）。雅儒村乡农协会发动农民修路，号令一下，家家户户响应号召，主动拆房让路，个个积极参加修路劳动，在很短时间内，就把原来的崎岖小路辟成宽坦的马路。未成立农协会之前，黄村与雅儒、北关外与雅儒互相毗邻之村子，往往发生放牧的耕牛误入外村糟踏庄稼而引起纠纷，成立农协后，如遇有此种事情发生，农协会一调解便了事。^⑧

    1927年3月间，地下党领导农民协会与马平县公安局进行了一场抗捐斗争。事情的起因是——马平县公安局想在菜农身上榨取油水，规定农民进城卖菜必须领取牌照，每月缴纳捐税1元，否则不准进城卖菜。于是近郊的北关外、雅儒、黄村等乡（村）的农协会，联合起来进行抗捐斗争。农民们以梧州市1926年秋季农民反抗粪溺捐的胜利斗争为榜样，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抗捐示威大游行。成千的农民队伍扛起犁头红旗，身背有农协标志的铜箍帽（竹制雨笠），挥舞着标语旗，高喊“打倒贪官污吏”、“打倒捐棍”、“反对卖菜缴捐”等口号，列队进城游行，并包围公安局，强烈要求取消卖菜牌照捐。农协会的代表分别到党务整理处、县党部、县政府等机关请愿说理。农协会向公安局提出通碟：如果不取消牌照捐，全郊区农民便举行罢市，拒绝进城卖菜和清除厕所粪便，让城里的老爷们尝尝无青菜吃和屎臭的滋味。由于公安局无理拒绝，农民即开始罢市。在罢市期间，为了让城里的平民百姓吃上蔬菜，农协会在北门和西门外设点卖菜给老百姓。农协会亦规定，严禁任何人入城卖菜，否则予以处分。罢市抗捐斗争坚持了五六天，由于农民们同仇敌忾，坚持斗争，各界群众组织及广大居民坚决支持农民的抗捐斗争，公安局在强大的压力下，只得妥协，被迫答应取消牌照捐。农协会的抗捐斗争取得了胜利。^⑨

    通过抗捐斗争的胜利，进一步提高了农民的阶级觉悟，革命热情更加高涨，市里每逢举行革命集会和游行示威等活动，农民协会的队伍格外多，格外整齐雄壮，反动分子见了，无不又恨又怕。农协会乘着抗捐斗争胜利的东风，开展清查地方庙产（当时市郊有许多寺庙观阁庵堂，它们的产业都被地主豪绅占管出租，从中进行剥削）的工作。农民们积极参加清查。光是北关外乡农协就查出观音阁的稻田100多亩，菜园地20多亩，将这些庙产充作农村小学基金，给小学添置了一批新的课桌椅，学生也由40人增加到 150人。^⑨

    在地下党领导的农民运动中，培养出一批农运骨干及积极分子，例如，莫美初（共青团员）、陈冠猷（国民党左派）；各农协的主要负责人沈云屏、蔡东成、周均扬、李子章、江寿山、付铭初、黄水成、陶鸿卿、李海平、黄海廷等人，都曾在地下党领导下对农民运动作出一定的贡献。^⑩

    我党的力量不仅掌握了柳州近郊农运的领导权，而且还通过国民党柳庆党务整理处，派出地下党、团员以党务指导员或农运特派员的名义，深入柳庆地区推动农运、青运、妇运工作。陈岳秀和张胆分别到过石龙、象县、柳城、融县组织进步的群众组织——革命青年社或指导农运；熊秀民、陈秉森、关育梧、舒文、黄光、覃禧章等，也分别到过河池、宜山、象县、融县开展群众运动。在党务整理处主办的党员特别训练班受过革命思想教育的学员结业后，多数被派到各县从事筹组国民党县党部及农运工作。例如象县的学员覃智增、李悦民、苏全斌、郑佩民、韦中昌、陈佑文、区锡三等人，在地下党员刘策奇（党务处干事兼党训班教官）的领导下，建立和发展了象县革命青年社，并与反动的象县革命青年团作坚决的斗争。他们利用县党部筹备处的合法地位，在象县城内大张旗鼓地宣传革命，“极力主张向大地主大资本家直接冲锋”。以致被反动的革命青年团于1927年7月11日向广西省当局告密，说覃智增等人均系“刘策奇之私党”，在柳州“曾受过共产党张胆之教育”，他们的革命活动“酷类共产党所为”，要求反动当局“将覃智增等从严撤职查办”（清党后期覃智增被反动派杀害）。^⑾党训班学员覃启拔被派到来宾、天河等地从事农运，颇有成绩，后来被反动派以“共产党嫌疑”逮捕。

    正当工农革命运动迅猛发展之际，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5月，地下党员、党务处青年部长唐崇敏首先被捕。6月，地下党支部书记、党务处副主任陈岳秀被捕；以伍廷飏（柳庆督办署主任兼五旅旅长及党务处主任）为首的柳州清党委员会成立；接着，为我党掌握的党务处和县党部被国民党右派撤销和改组。尽管白色恐怖笼罩柳州，但未暴露的地下党、团员仍在坚持斗争，各农协的领导权基本上还在革命分子手中。1927年9月13日晚上，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全城大搜捕，除了少数党、团员和革命分子脱险外，其余的党、团员和40多个农运训练班的学员统统被捕。在清党期间，曾为柳州的工农运动作过贡献的地下党员张胆、熊秀民、刘策奇、王振奇等同志，分别在南宁、柳州被反动派逮捕和杀害，柳州地下党、团组织受到彻底破坏，群众组织的领导权落在反动派手中，工会、农协会变了质，成为反动派欺骗、愚弄人民的工具。^⑿

尽管年幼的地下党支部及其领导的工农革命运动只存在一年多，但是它在传播马列主义，播撒革命火种等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革命先驱们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柳州现代革命史的光辉篇章。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坚强的共产党人从血泊中站立了起来，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重新建立党组织和敌人战斗，经过漫长、艰苦而激烈的斗争，终于在1949年11月，迎来了柳州的解放。 (刘明文)

注 释：

    ①黄绍竑著《五十回忆》上册中的《广西宣传独立》一章、民国14年6月24日的梧州民国日报《黄绍竑电告柳州之役详情》

    ②《柳州市党史资料》第2期1～2页

    ③《柳州市党史资料》第3期21页

    ④《柳州市党史资料》第2期2～4页、9～10页

    ⑤《柳州市党史资料》第2期2～3页

    ⑥1928年1月出版的《农工周刊》第29期《柳州农运情况》、1928年4月出版的《农工周刊》第41期《柳州市近郊农运现状》

    ⑦《柳州市党史资料》第2期2～3页、16～17页

    ⑧《柳州市党史资料》第2期14～17页

    ⑨《柳州市党史资料》第 2期第 3页、11～12页

    ⑩《柳州市党史资料》第2期14～17页

    ⑾《广西省党部党务月刊》第4期65页

    ⑿《柳州市党史资料》第2期4～5页、12～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