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9月22日，日军撤出南宁，侵入越南。

    越南革命人民的领袖胡志明为了与中国建立反法西斯盟国关系，他以国际反侵略同盟越南分会代表的名义到重庆，与国际反侵略同盟会中国分会负责人共商抗日事宜。1942年8月20日，胡志明由越南同志护送，从北坡革命根据地进人中国境内。当他们从巴蒙到德保县足荣乡时，被国民党乡公所的乡警拘留。因为胡志明当时身上的证件都是过时的，被怀疑是日本间谍。靖西当局认为胡是重要嫌疑犯，因而决定送交当时广西省最高军事机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审查。

    胡志明在中国被捕的消息，直至1942年10月底越南革命党才从中国群众那里获悉。越南方面采取措施积极做营救工作，越南高平省委决定发动各群众团体和海外侨胞联名致书中国当局，要求立即释放正在领导越南抗日运动的革命家胡志明；还以国际反侵略同盟越南分会的名义致电中国立法院院长孙科，要求立即释放胡志明；越南方面还认为，只致书、致电中国当局恐怕没有什么效果，必须造成国际舆论才能对国民党当局施加外界压力，促成释放胡志明。他们致书世界各大通讯社，如中国中央通讯社、苏联塔斯社、美国合众社、英国路透社、法国通讯社等，越南方面要求各大通讯社向世界呼吁，尽快释放胡志明。

    中共中央南方局获悉胡志明被捕后十分焦急，立即与重庆国民党当局多方交涉，营救胡志明。周恩来同志亲自找到当时在重庆的国民党爱国将领冯玉祥，要求冯玉祥想方设法协助营救。冯玉祥认真地考虑了营救方案。冯将军找了广西最高首领李宗仁一同去见蒋介石，当面向蒋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力图说服蒋介石要顾全抗日这个大局，注意国际影响，应立即释放胡志明。周恩来委托冯玉祥将军出面营救胡志明，是比较有效的一个途径，这对于后来胡志明获得自由起了重要的作用。

    1942年12月10日胡志明才从靖西被押解到桂林，后又被押往柳州交给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政治部审查。当时负责审讯胡志明的是长官部二课的上校参谋陈一林。陈是进步分子，同情越南革命。陈在审讯中得知此人是越南的革命领袖人物胡志明，是前往重庆进行复国活动的。陈一林一方面要警卫立即改善胡的生活和住宿条件，一方面向长官司令张发奎汇报，建议将胡志明留在长官部使用，这对今后中国军队进入越南与日军作战有很大好处。当时中共打入四战区担任张发奎侍从上校秘书的左洪涛和长官部执行总监少将吴仲禧以及进步高级将领高若愚、张励、黄中廑，也积极做张发奎的工作，向张建议说，胡是越南人民的领袖，越南是中国的邻邦，为加强中越人民的友谊，促进中越人民联合抗日是有很大好处的，对胡志明要热情接待，大力支持。张发奎接受了他们的建议，改变了对胡的态度，并将胡迁居窑埠街“斌庐”、以礼相待，视为上宾。左洪涛还陪同张发奎到胡志明的住所移樽就教。不久，张发奎为满足胡志明的要求，适应越南抗日救国工作之需要，在柳州大桥四战区干部训练团开办了一个特别训练班，即是越南革命青年训练班。这时胡志明移住大桥，利用特别训练班加紧培训越南干部，并不断派遣干部回到越南去发动民众，武装民众，开展抗日游击活动。张发奎也经常到大桥干训团去检查工作，间或做演讲，大多由左洪涛陪同。左洪涛还积极建议张发奎派抗敌演剧一队（共产党领导的一支文艺队伍）到干训团去工作了一段时间。1944年1月，张发奎致国民党中央的报告说胡志明迄留政治部察看，予以礼待感化。张发奎考虑在适当的时候释放胡志明返回越南。对此，蒋介石驻柳州的特派员甚为不满，但张发奎仍不为其所动。

    胡志明是从1943年9月起获得自由的，后来四战区长官部还在鱼峰山脚附近租了房子给胡志明住，越南的一些同志也住在这里。这地方原是南洋熟食馆的后屋（在现在的鱼峰山小学内）一排三间（一楼），木质结构，种有翠竹、桃树、李树、芭蕉等。这排房屋于1944年11月柳州沦陷后，被日军放火烧毁。柳州光复后，这一带才陆续起了一些房屋。胡志明在柳州期间喜欢看书，除了工作时间外，他就看书，每天下午饭后必看书。他还喜欢跑步、登山、游泳。他每天都坚持洗冷水澡，就是在寒冷的冬季，他也喜欢到柳江去游泳。有一次，张发奎看到胡志明在刺骨的河里游泳，十分钦佩，他说，胡先生长期生活在热带，来到我们柳州，能顶得住冬寒已经不简单，而胡先生还能在冰凉的水中游泳，太了不起，太了不起！

    胡志明在柳州期间，曾在柳侯公园旁边的芳园内召开记者茶话会，接受新闻界的采访。当时《广西日报》、《柳州日报》、《大公报》、《力报》、《扫荡报》、《中正日报》、《救亡日报》、《立鱼峰报》、《前锋报》等都派记者参加，共有30多人。当地党政军领导人没有人参加。胡志明和阮海臣先后在会上讲了话，介绍他们在越南斗争的情况，回答记者提出的各种问题，记者可以自由照相，会后胡志明和阮海臣同与会者照集体相。

    1942年10月，旅华越南各党派人士在第四战区的协助下，在柳州成立了越南革命同盟会。中国国民党方面曾向该组织派出代表，以便加强联系，协助解决一些问题。国民党当局的目的是想通过这个组织获取更多越南方面的情报。后来这个组织党派复杂，意见分歧，工作陷于停顿状态，且得不到越南国内广大民众的拥护与支持。鉴于以上原因，张发奎于是决定改组越南革命同盟。张对胡志明十分信任，认为他在越南人中有较高的威信，是越南卓越的领导者。张发奎有意让胡志明参与越南革命同盟的领导工作，担任越南革命同盟的副主席与阮海巨合作。此后越南革命同盟的工作进展较快，张发奎比较满意。

    当时国外一些观察家十分注意国民党方面与越南的关系，分析中国政府今后的打算和企图。当时黄文欢对四战区的做法有些看法，他在回忆中说道：“第四战区企图成立越南反侵略同盟作为越南革命的领导机关，并以越北为基地，以三民主义为建国之本和成立越南临时政府为中国军队进入越南效劳。这些不合理的主张，我们曾以越盟的名义予以揭露，使第四战区不得不暂时搁置下来，不再谈论成立越南反侵略同盟问题了。后来以重庆为靠山的越南国民党人武鸿卿、严继祖从昆明来到柳州，第四战区改变了主意，准备成立越南革命同盟会，把越盟完全排除在外。”“为使越南革命同盟会变成中国军队进人越南的有力工具，张发奎委任第四战区政治主任侯志明兼任‘越南革命同盟会’指导代表”。

    越干班的一些学员对四战区长官部有些看法。越干班的副主任邓匡元在一次越干班的会上说：“昨天有位同志到我室内报告说，有少数同学说创办越干班的目的是预备将来侵略越南。这种观点可说是犯了绝对错误，这种思想是极端错误的。须知道，中越是兄弟之邦，在历史与地理环境上是不可分离的，同时现在的中国与越南都是处在殖民地的地位，都是受着帝国主义的压迫，尤其越南人民五十余年来受着法帝国主义的残害，这种痛苦凡是有血气的青年绝不能忍受的，所以中国政府为了越南民族的独立生存，为了越南人民的自由解放，苦心筹划创立本班。这种政策完全是根据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救中国救世界所决定的。同志们，大家要知道，中国有美丽的山河，有无尽的宝藏，有肥沃的土地，有众多的人口，有数千年的文化，同时是世界上最酷爱和平的国家，如果说对越南存有侵略野心，那是极端的错误。我希望各同志以后不要怀疑，不要存在这种观点。将来你们毕业后，回忆我今天讲的话绝对正确。”邓匡元的这番话，消除了一些越南学员的疑虑，使他们能安下心来在中国学习。

    越干班结束后，在国民党方面的直接组织下，成立了一个越南挺进纵队，以越干班学员200多人为骨干，另抽调国民政府军委会在桂的一、二、三大队人员组成，按照陆军师的编制，武器装备不足由军委会拨给，主要任务是在桂越边境崇山峻岭中开辟游击区，目标是寻找机会袭击高平、同登、芒街等地的法军；地下工作人员破坏法军仓库、桥梁、兵工厂、飞机场及刺杀法军军官；吸收越南各党派及爱国分子参加斗争；派员潜入敌区，宣传学生发动反帝风潮；策动工厂工人罢工等等，不断扩大斗争力量，扩大活动区域。

    为了越南斗争的需要，胡志明向张发奎提出一份回越开展抗日工作的计划，终于在张发奎的同意和帮助下，于1944年9月胡志明带领部分工作人员离开柳州，经南宁、龙州，从水口关入越，回到北坡革命根据地，领导越南革命人民反帝反殖的斗争。(邓冠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