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11月22日，政务院又发布了《城市郊区土地改革条例》。在《改革法》中明确规定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

　　中共柳州市委和市人民政府遵照土地改革的法令、路线和政策，结合本市实际情况，从1951年2月21日开始，在郊区农村由点到面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历时两个多月，到4月底基本结束。

　　从1951年7月至1952年底，进行土改复查并补火补课。土地改革胜利完成后，从1953年起，郊区农村转入以爱国丰产为中心的农业大生产运动。

　　这场翻天覆地的土改运动，彻底摧毁了郊区几千年来的封建剥削制度，贫雇农民获得了相当数量的土地和其他农业生产资料，为郊区农业生产发展，巩固人民政权，以及后来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支援国家工业化建设创造了重要条件。

　　一、郊区土改的必要性和正义性

　　解放初期，柳州市郊区农村总面积为257.8平方公里，分为23个行政村，112个自然屯，人口20139人。

　　土地改革前，郊区农村的封建土地制度极不合理，地主阶级剥削和压迫农民，兼并大量土地；而开田造地的农民，尤其是贫雇农民反而缺少甚至没有土地。据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山头、竹鹅、帽合、门头、大桥、阳和、社湾、静兰12个村的调查统计，占总人口10%的地主、富农，占可耕土地总面积为51%；而占人口73%的贫雇农民，却仅占有13%。从河东村情况看，该村地主20户，114口人，占有土地总面积37%，人均13.7亩；富农13户，80口人，占有土地17.3%；人均9.1亩；贫农51户，198口人，占有土地5.44%，人均1.13亩；雇农73户，191口人，占有土地0.99%，人均0.23亩。全村地主、富农占有可耕土地总面积为贫农、雇农阶级的17倍多。地主阶级占有的土地不但数量多，而且质量好；农民仅有的土地多是边远的旱田瘦地。

　　地主阶级拥有大量的土地和财富，采取各种手段向农民进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以河东村为例，该村地主剥削农民，花样繁多，手段毒辣，一是出租土地，就是旱田每亩租谷也要70至100斤；二是放高利贷，年息一般为本金60%至100%；三是放花生“青苗”，该村盛产花生，每年春夏季青黄不接时，地主每放干花生“青苗”100斤，到6至7月间新花生登场时，连本带利，农民要还生花生400至600斤；四是包工割草，每年人秋后，地主向农民包工割草，每日定额1.5车，每车为20捆，每日只付给每个工钱大米8至9斤。待下一年春夏缺草季节，地主转而高价出售，或用以烧石灰、砖瓦，从中获利数倍；五是雇工耕种，以忠孝村地主兼工商业朱××一家为例，该户10口人，有劳动力3人，其中只有1人参加附带劳动，每年雇长工2人，短工120多人，耕作田地总面积86.66亩（折合标准亩），年总收入折大米8360多斤，但每年付给雇农的工钱不到总收人的四分之一，其余全为该户所有，全家以雇工剥削为主要生活来源。

　　封建剥削制度使郊区农村中的地主阶级越来越富，农民越来越穷。例如，忠孝村贫农蔡亚寿，因受地主剥削失去了土地，靠父亲编织竹器零卖维持一家生活。日军入侵柳州后，蔡亚寿仅有的一个小竹园又遭毁坏。因而不得不以砍柴出卖度日。石澜屯有个叫覃亚婆的老妇，因还不起累欠地主的重债而逼得出卖亲生的儿子还债。这些例子，比比皆是。由于封建剥削制度的束缚，郊区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受到了严重阻碍，农村经济一片萧条，农民生活困苦不堪。

　　二、郊区社会特点与土改运动的策略

　　柳州市是广西的交通枢纽，历来是反动政府的经济、政治、军事活动的要地。解放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势力纵横交错在这里统治着城乡人民。国民党当局在这里设立各种机构，加紧对人民的控制。解放初期，一些不甘心失败的国民党反动残余，勾结郊区的地主、恶霸，网罗社会渣滓，组织大规模的土匪武装暴乱，妄图推翻新生的人民政权，东山再起。特别是韦坤、吴汉英、汤景星、向大雷等匪部，趁着当时郊区刚建立不久，各种制度尚未健全之机，乘虚而入。土匪曾一度盘踞在文笔山、琉璃山和忠孝、和平、从正、阳和、雷村一带。匪特头目在这些地方建立了号称“动员委员会”、“自卫队”、“兄弟团”等反革命组织，结盟拜把，进行反攻复辟活动。

　　在匪乱期间，郊区的干部群众遭到了土匪的严重摧残。部分基本群众也因受到匪敌的蒙蔽和威胁，曾与土匪发生各种关系。直到土改运动开始，匪特尚未肃清，干部和群众惊恐不安；另外在郊区农村中，有相当一部分农户是从外地移居，姓氏复杂，地域思想和宗族观念严重。加上郊外农村近邻市区，亦农亦商，亦农亦工，城乡关系纵横交错。这些状况表明，郊区农村社会问题相当复杂17。因此，这里的土地改革既有你死我活的敌我搏斗，又有和风细雨的人民内部矛盾；既是一场激烈的经济斗争，又是一场尖锐的政治斗争。

　　中共柳州市委和市人民政府根据上级指示并结合这些特点，在1950年12月上旬，确定了郊区土改的战略和策略措施。市委提出“清匪反霸，打倒地主阶级当权派，扫清障碍，实行土改”的具体方针。土改运动是从发动群众、清匪反霸入手，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紧密结合的原则贯彻到土改运动的全过程。因此，有力地推动了土地改革总路线总政策的实施，使土改运动较为健康顺利地发展，在很短时间内，如期完成任务。

　　三、土地改革的进程

　　柳州市委和市人民政府对郊区的土地改革指导思想明确，认真重视，加强领导，抓得早，行动快，措施有力。1951年2月26日，市委副书记、市长魏伯代表市委和市人民政府在市政治协商委员会召开的学习土改文件座谈会上明确指出：“要认识土改的必要性和正义性”，并号召全市各界人民“要大力支持农村土改运动”。早在1950年冬，市委就作了郊区土改的全面部署。市委。市人民政府决定由魏伯同志主管这一工作，市委组织部长何子健、宣传部长叶藜、市委秘书长梁山、副秘书长熊元清等都参加了这个运动的领导工作。11月间，市委和市人民政府从各机关单位、学校抽调和吸收一批干部、师生组成郊区工作大队，由熊元清同志任大队长，到郊区进行土改。当时郊区党委尚未建立，由市土改工作队直接领导土改运动。人民解放军第55军派出保卫部彭部长率领部分武装和柳州航空站派来的部队干部也参加了土改。土改与剿匪结合，以剿匪开路。从1950年11月至1951年1月16日，工作的重点是发动群众配合解放军和地方部队进行重点剿匪。当时土匪还很猖狂，土改队员航空站部队一位排长在去马鹿山途中被土匪暗杀光荣牺牲。重点剿匪取得决定性胜利后，从1951年1月17日至3月15日，以清匪反霸为中心。在反恶霸、挖匪根、打倒地主阶级当权派的激烈斗争中，开始试点工作。

　　土改开始前后，市委采取相应措施调动全市各界力量，组成城乡联合反对封建剥削制度的统一战线。1951年2月14日，市委在市协商委员会召开土地改革座谈会。到会的特邀代表、地方父老以及农村土改的有关人士共74人。与会人员听取了魏伯关于开展土改运动的报告，进行了讨论，大家发言热烈，原国民党将领民主人士黄梦年先生说：“从历史上看，中国之所以穷和弱，遭受帝国主义的欺凌，就是因为土地制度不合理。土地改革是使中国富强的路线。”到会代表认识了土改的重要性和正义性，纷纷表示拥护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关于土地改革的法令和柳州市委、市人民政府对土改的部署。3月9日，柳州市人民政府和柳州地区专员公署联合成立“柳州城乡联合会”，“共同受理在土改期间各地农民前来本市办理退租退押，逮捕逃亡恶霸地主等事宜”。

　　郊区土改是由点到面，分批分期进行的。1951年2月21日先在忠孝村搞试点，到3月10日结束。全面铺开后分四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宣传发动群众，组织阶级队伍。

　　郊区土改全面铺开时，情况还非常复杂。主要问题是：土匪还未肃清，反霸运动尚在进行，不少基层组织被地主、恶霸、土匪、特务或明或暗地操纵；原已成立的治安委员会、农会和民兵等组织中，有的严重不纯。例如，和平村治安委员会的个别委员就是恶霸、土匪，石澜屯农会也为地主、恶霸在暗中控制。农民顾虑很大，抬不起头来。和平村有的农民把在退租中所得的稻谷又暗地里送还地主。有的农民，还为地主瞒报资产。

　　土改工作的阻力很大。初入村，工作队本身缺乏经验，2月上旬以前，群众迟迟未能发动起来。这时，中共桂北区委书记何伟同志来到柳州检查工作，发现问题，当即向干部作了关于清匪反霸的报告，指出：土改必先清匪反霸。清匪反霸为的是发动群众，发动群众有助清匪反霸，这是不可分离的两件工作，是实行土改、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重要一环”。工作队根据报告精神，集中整风检讨，用土改总路线总政策对照检查，进一步明确到当时工作的重点应该是大力发动群众清匪反霸。当时，柳江县已进行土改。根据魏伯同志的指示，土改工作队派出队员到柳江学习，得到县委书记刘运生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从3月下旬开始，工作队便分头深入到苦大仇深的贫雇农家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一边扎根串连，个别发动，一边开展面上宣传工作，用放电影、教唱歌及夜校等形式大造反封建剥削和开展土改的社会舆论，引导农民诉苦情、倒苦水、挖苦根，清算地主剥削帐，控诉地主、恶霸、土匪压迫剥削人民的罪恶。与此同进，根据陶铸指示“先抓后反”的清匪反霸方针，当即抓了一批匪霸，迅速组织苦主揭发其罪恶开展斗争。2月21日，公审枪决了罪大恶极的恶霸黄世裕、何建文和通匪的地主陈子轩之后，4月8日，市委又召开了声势浩大的万人公审大会，枪决了龚志辉、范裕斋等7名匪特。惩办首恶，胁从者纷纷瓦解。仅是和平村，不到两个月时间就有匪首李子弟以下匪众57名回村自首。清匪反霸震慑了敌人，农民群情振奋，迅速发动起来。分清了敌我阵线，工作队随即组织力量对一批不纯的农会组织进行整顿，于是，以贫雇农为主体的农民翻身队伍很快组织起来。

　　重新组织农会，贫雇农民树立了优势。3月上旬，各村普遍召开农协代表会。用上下结合的方式，经过充分酝酿，各村选出“历史清白、常年劳动、作风正派、工作积极”的贫苦农民为代表。代表名额的比例，贫农占三分之二，中农占三分之一。各村农会全面选举产生了新农会。与会代表学习了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提高认识，掌握政策，制定划阶级成分工作计划。由于按照土改总路线总政策建立的新农会，真正由贫雇农掌握了政权，农民纷纷起来当家作主。至此，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条件基本成熟。

　　第二阶段，划分农村阶级成分。

　　在划清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阵线的阶段，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复杂。不法地主隐瞒分散财产，拉拢农民掩护自己。贫雇农中有的也存在不同程度的顾虑。有的工作队员经验不足，一开始就号召普遍查黑田，农民思想更加混乱。工作队发现了这些问题，集中整训，进一步学习土改的总路线总政策，迅速纠正偏差，转而发动农民起来清查地主阶级隐瞒分散的土地财产，集中把矛盾指向地主阶级。这样一来，工作局面很快打开，划阶级成分也就成为农民的愿望要求。

　　划分阶级成分分四个步骤进行。一、经过农会周密的调查，掌握确凿材料后，由农代会代表、干部和积极分子在内部试划，首先划分地主阶级成分；二、各村群众自报公议，然后召开群众大会通过，公布初榜；三、土改工作队派出人员深入村屯调查，上上下下反复核对事实，对照政策，征求各方面意见后，公布第二榜；四、由工作队邀请各方面代表和农干，再次研究讨论，最后三榜定案。在划分阶级成分的过程中，由于放手发动群众，依靠贫雇农力量，同时团结中农，保护中农，中立富农，调动一切力量集中打击地主阶级，所以工作顺利开展，步步深入。一些深隐的地主终于一一被揭露。比如和平村开始仅发现地主成分8户，后经农民揭发，反复核实，结果实定为18户。经过农民向地主反复说理斗争，材料确实，符合政策，地主低头认罪，农民较为满意。农民划分自己内部的阶级成分也比较顺利。

　　第三阶段，没收征收。

　　这是化虚为实，是农民向地主阶级夺回土地和其他农业生产资料的阶段。这阶段斗争的特点是时间性和行动性强，所以就更需要按总路线总政策的精神办事，充分发挥贫雇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此，在划阶级公布三榜之前，工作队已全面部署各村召开农代会和农干会，成立没收征收委员会，学习关于没收征收地主阶级多余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有关政策，划分是非界线和明确政策界限，列出征收和没收的内容项目。三榜后，按原已组织的各个小组迅速行动。在农民的严密监视下，地主不敢抗拒，个别地主玩弄花招也被农民识破。如阳和村有一个地主分子把食油藏在地下和水缸里，被该村的贫雇农妇女揭发。

　　第四阶段，分配果实。

　　针对农民存在的宗族观念和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在分配果实过程中，不断进行土改总路线总政策的教育。使他们认识到满足贫雇农、团结中农和发扬阶级友爱精神的意义。一方面组织农民比穷比苦，另一方面号召大家互让互助。在思想认识较为一致的基础上，共同制定分配方案。办法是：把农户搭配分组，按组分配果实；田地的分配按等级、数量、地区加以综合平衡；耕牛、农具等农业生产资料参照田地分配方案分配。在分配过程中，由贫雇农当家，发扬民主，认真贯彻“填坑补缺”的原则，因此，农民比较满意。农民得到果实后出现了村屯之间敲锣打鼓、喜气洋洋地互送胜利果实的动人景象。通过分配果实，促进了农民内部团结，发扬当家作主精神，为发展农业生产增添了新的力量。

　　1951年5月1日，各村召开土地改革胜利庆祝大会。会上，全面总结土改的成绩经验，评功表模，部署农业大生产运动。参加大会的许多翻身农民，激情难以自禁，欢唱山歌，表达自己感谢共产党，感谢人民政府，感谢毛主席的深情，表示努力生产，为国家多作贡献。农民还放鞭炮，挥泪数里，依依不舍送别土改队队员。

　　郊区土改虽于1951年5月1日前基本结束，但由于种种原因，运动的发展不够平衡，土改还不彻底。新建起来的基层组织，有的未能发挥领导作用，个别基层组织由于不纯分子当权，群众不敢说话。如当时仁爱村农会主席、生产委员、武装委员3名干部，有的作风不正，有的历史不清。农民讲：“农会三把叉，哪个不怕他！”这些村的农业生产一度冷冷清清。尤其是个别地主还未被斗倒，工作队离开后就出来兴风作浪。河东村有个地主分子公开造谣说：“我才买到一本书，书里讲，你们的土改是搞错了”。

　　1951年6月6日，中共柳州市郊区委员会发出《关于土改复查的指示》，部署已完成土改的18个村进行全面复查。接着，郊区党委从每个区抽出4名干部和两三名准备吸收为国家干部的农干，组成土改复查工作队。郊区的土改复查是以竹鹅村为重点，从点到面分批进行。复查工作的重点是发动群众向地主阶级进行反隐瞒、反分散、反破坏斗争，把漏网的、不法的地主斗倒，彻底打倒地主阶级。同时整顿个别不纯的基层组织；纠正划阶级成分的个别不符合政策的偏向，处理果实分配的遗留问题等等。通过复查彻底打垮了地主阶级，调整农民内部关系，加强团结，全面组织掀起生产高潮。

　　四、土地改革的意义和作用

　　1.彻底摧毁了郊区封建剥削制度，建立了农民土地所有制，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据已完成土改的18个村的统计，划出的地主阶级成分共356户，并已为翻身农民所斗倒。没收地主多余土地共1045亩，征收富农及小土地出租（超过当地农民平均土地200%部分）的土地共1442亩，分给555户无地和少地农民。人均获得土地一至五亩，没收征收总面积相当农民原有的土地总面积3倍左右。没收地主的耕牛480头、犁耙473件、粮食13751斤、黄金80多两、光洋5320元、银毫2399元及其他财物一大批。部分农民获得土地和其他生产、生活资料，为发展郊区农村生产奠定了物质基础。

　　2.为巩固郊区农村基层政权创造了条件。在土改中，按照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及“首恶必办”的政策枪决了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恶霸、特务、土匪和不法地主共56人，连同土改开始前后在清匪反霸中处以极刑的匪霸，共计处决了187人，缴获各种枪炮千余支（门），彻底打垮了长期在郊区农村欺压农民的地主阶级当权派，摧毁了郊区封建统治的政治基础。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全郊区锻炼和培养了农民骨干队伍250多人，分别担任了基层组织的领导工作。土改后期，全郊区设立4个区人民政府，23个行政村，23个农会及民兵、妇女、青年、儿童等基层政权组织和群众组织，为巩固郊区农村政权和新的经济制度打下基础。

　　3.推动了郊区农业生产的发展。通过土改，农民的政治热情和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土改后，各村屯纷纷制定先进的爱国丰产计划、公约。随即进行开荒、修坝、挖塘、筑沟和植树造林，全面掀起了农、林、牧、副、渔业的生产高潮。农民分得的土地，精耕细作，一般都比往年多犁多耙两三次。静兰村共215户，800多口人，在土改后第一个春耕生产中，在一个星期内种下的花生种共12930斤，比往年扩种45%，全村田地没有一亩丢荒，这是过去从未有的新景象。

　　4.为农业合作化开辟了道路。经过土改运动教育和锻炼的郊区翻身农民，树立了天下穷人是一家，团结起来，跟着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雄心壮志。这为后来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道路打下了思想基础。因此，土改后部分农民在劳力、技术及其他生产条件存在着差异而出现了生产上和生活上的两极分化，他们很快地响应了党的“组织起来”的号召，纷纷组织换工队、互助组。到1953年3月，据忠孝等17个村的不完全统计，已成立临时互助组205个。为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打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