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而斗争

——柳州市剿匪、肃特、民主改革、镇压反革命运动综述

刘明文　轲　阳　洪秋祥

1949年11月25日，柳州市获得解放，建立了人民政权。但是，失败的阶级并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隐藏于城乡的国民党残余部队、土匪、地主、恶霸、特务等反动势力，重新集结起来，向新的社会制度和人民政权进行疯狂的反扑。他们在郊区及友邻地区，公开地拦路抢劫，袭击车辆、船只，破坏交通和电讯设备，烧毁民房，杀害区乡干部、农会干部及积极分子。隐藏在市里的匪特及不法分子，大量抢购粮食、搜购武器弹药、制造伪币、扰乱金融、造谣惑众。更有甚者，竟敢在夜间开枪袭击我军管会门岗；陈伟、张兆麟匪部30余人，1950年10月14日突然偷袭市区依山村居民点，烧毁15户民房，杀死居民6人，伤7人，抢去耕牛4头。

　　面对匪特的武装反革命复辟活动，柳州市军民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从1949年12月至1951年年底，开展了民主改革、土地改革以及镇压反革命运动，完成了民主革命尚未完成的任务，为柳州市大规模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扫清了障碍，奠定了基础。

    一、匪患的由来及历史根源

    ①柳州是广西的心脏地区，又是水陆交通的枢纽，桂系军阀在此苦心经营和统治了20多年，成为他们的反共老巢。他们实行的是法西斯封建主义的统治制度，打着“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旗号，推行所谓“自治、自给、自卫”和“寓兵于农、寓将于学、寓征于募”的政策。他们普遍建立反共、反人民的民团组织，实行反动的保甲制度和“一甲一兵一枪”办法；他们授权给乡、镇长及地主、官僚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掌握党、政、军、教大权，成为他们的反动统治骨干；他们长期对民众灌输维护桂系统治的大广西主义和反共教育；他们从20年代后期起就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异己分子，实行白色恐怖，以巩固其残酷的法西斯封建统治。

    在桂系军阀卵翼下豢养的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军官、各级政权的爪牙、地主豪绅、封建会道门、地痞流氓、惯匪警特，成了他们反动统治的社会基础。这些反动分子与从我军胜利渡过长江后，被我击溃逃跑至柳州之残敌勾结在一起，成为柳州市及友邻地区解放后匪患的主要力量。据柳州市公安局的统计材料：解放初期，流散于市区的国民党散兵游勇达2万余人；暗藏的土匪、特务、地下军1700余人；伪军官、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及科级以上的伪军政人员1400余人；地主恶霸、封建把头、封建会道门头子共500多人。

    ②柳州乃至广西全省的匪乱，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广西旧桂系军阀头子陆荣廷、谭浩明等都是大土匪头子出身，受到“招安”后才爬上统治地位的。“广西自治军总司令”梁华堂也是土匪头子。由土匪出身并在广西当过“大官”的就有沈鸿英（鹿寨人，当过管带及师、军长）、韩彩凤（柳城人、当过桂军师长）等人。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集团的军队，大部分是并吞或收编旧桂系军队、自治军、土匪组织起来的。桂系统治时期，兵、匪是军阀、地主、官僚资产阶级维护封建制度的产物，一条藤上结的两个瓜，他们只存在台上台下之分和争权夺利的内部矛盾，其反共、反人民、维护反动统治制度的反动本质却是一致的。因此，广西民间历来流传“司令满街走，统领多过狗，杀人兼越货，无日不干戈”和“想当官，杀人放火受招安”的谚语。柳州解放后，土匪头子林秀山、陈伟、林绍裘、林茂权、刘栋平、韦铁、向天雷等，都被国民党封为司令或军师旅长。一些被反动阶级“为匪作官”和“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乱世好捞世界”思想毒害的人，也走上了为匪作乱的反革命道路。

    除此以外，还有一些群众被土匪特务用武力胁迫，强拉为匪；有的群众听信敌人散布的“美军登陆”、“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共产党要从北方撤退”等谣言，被诱骗为匪。

    二、主要的匪特组织及活动特点

    严重影响柳州市治安的因素，一是柳州市友邻地区各县的土匪部队，或流窜到柳州市郊区进行骚扰，或潜伏于市区建立谍报联络机构；二是主要活动在郊区的土匪武装及城里的匪特秘密组织。

    活动于柳州市友邻地区柳江、柳城、鹿寨、象州等县的主要股匪，有桂绥第2支队（126军）林秀山、桂绥第3支队（128军）刘栋平、反共救国军桂中军区第2纵队韦铁、反共救国军野战军韦日尚与刘冠坤、反共救国军柳宜纵队林茂权、反共救国军128军向天雷、民众自卫总队谢宗彪、柳宜纵队3支队龙庆义、黔桂边第7纵队34支队陈德华、独立1师韦鲁夫、第7军独立2支队龙展等匪部，共有人枪1万余人。其中林秀山匪部最大，扩大到20余个团番号，达2000余人，活动范围达三四个县。上述匪部中的一些土匪地下军和由国民党派回柳州地区组织土匪武装的反动分子，潜入柳州市建立秘密组织或联络点。

    活动于柳州市郊区的主要股匪，有林秀山匪部126军独立第1师第1旅何宣勤匪部，有人枪约300多，以市郊梳妆岭为“根据地”，常流窜于市郊鹧鸪江、长塘及柳城县四十八“弄”一带；以陈伟为首的“自由民主联军”匪部100余人枪，主要活动在市郊的社湾、阳和、鸡喇、九头山一带，偷袭柳州市依山村居民点的就是该匪部；以吴云为首的126军第2师部100多人，主要活动于市郊的七下、门头、帽合、都乐及柳江县等地；以向天雷为首的128军残部许汉生匪部100多人，活动于市郊立冲、广林、夹板山一带；林秀山匪部126军司令部曾设于柳江县白沙的江口街，人枪约200；此外，市郊文笔山、玻璃山、忠孝、和平等村一带，为匪首韦昆、李子城、吴汉英、汤景星等出没活动之地。总计，共有大小股匪6股，人枪1000余。

    潜伏在柳州市的匪特组织，有林秀山匪部情报组、国防部保密局潜伏组、反共救国军第3兵团潜伏组、黔桂边区军政长官第11纵队、126军柳州潜伏独立团、柳宜区人民反共救国军、民主自由联军独立团、桂中第四游击队等番号的28个反动组织。

    匪特的活动特点有如下几种：

    ①匪首、地主恶霸、特务三者互相勾结很紧，形成最顽固的反动势力。地主阶级拥有相当雄厚的武装，加之又受李、白、黄反动集团的长期统治，所以很多地主都与土匪发生关系。由于反动派长期在农村普遍成立民团武装组织，青壮年农民一律编入民团或地方保安队，加上农村的姓氏复杂，农民的宗族观念又很重，容易被土匪利用。因此，有的村庄的农民，几乎全部被土匪用宗族观念欺骗或用武力胁迫参加了土匪组织，因而民匪难分。

    ②柳州市是广西心脏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城乡之间有着极密切的联系。匪特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在此潜伏与海外敌特联系和组织、指挥农村的土匪武装，实行内外联系，城乡勾结。例如黔桂边区军政长官第11纵队司令栗成寿，潜伏市内开设新新米厂为掩护，刺探我军情报、搜购武器、下乡组织土匪武装，并亲自偷渡到香港与国民党敌特挂钩，商洽土匪的粮饷、枪弹及空投联络符号等事宜。军统柳州潜伏组组长龚志辉在市内架设电台与台湾联系，策动土匪张兆麟、钟华英、叶贵发等组织“自卫救国军第七纵队”。女特务陈兰芬伪装进步，混入我解放军某部，秘密向土匪传递我军行动情报，致使我军某部遭到土匪伏击，造成一些伤亡。

    ③农村的土匪武装多数由反动军官和惯匪领导与指挥，他们不仅善于政治欺骗，而且有较丰富的反革命武装斗争经验。他们非常狡猾，常采用声东击西、避实就虚的伎俩，突然集中袭击我小部队，复而突然分散插枪潜伏。他们往往夜集昼散，昼宿夜行，以复杂山区为依托，四出窜扰抢劫。他们的行动秘密狡猾，遇我主力时，不顾一切逃命或躲藏；万一被我包围于山洞村寨时，则死守待援；惯于夜间突围，突围未逞，则顽抗就歼；遇我小部队时则一处打响，四面来援，使我四面受敌；匪首狡兔三窟，常带亲信独宿一处或藏于距村庄较远之山上或林内，故我围剿时，常不易捕捉其主要匪首；匪溃败后，大肆造假自新，只来人不交枪，或交坏枪留好枪，以麻痹我们留下后手待机再起。

    三、军民痛歼匪特的斗争

    柳州市的剿匪肃特斗争大体上分为两个时期：一是以1950年1月至10月为前期；二是以1950年11月至1951年底为后期。划分时期的主要标志是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指示》要求坚决纠正镇压反革命中“宽大无边”的偏向，全面贯彻党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另一个重要标志是毛主席1950年11月关于限期消灭广西全境土匪的指示。

    在剿匪肃特的前期，负责柳州地区和柳州市郊区实行军事剿匪的主力部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49军146师和柳州军分区，该师的436团担负市郊及柳江县的剿匪任务。

    由于主力部队刚到，对广西农村的情况比较生疏，对这些地区的历史、地理及匪情不够了解，加上新建立的乡村人民政权不够完善和巩固，以及在剿匪指导上的右的偏向，因而剿匪处于被动，进展不大。这些地区的土匪部队虽然都被我军围剿过，但是未遭到致命打击，因而气焰万丈，到处招兵买马扩大势力。如 1950年7月份，林茂权匪部扩大达1000余人，下辖14个支队番号；韦铁匪部扩大为4个旅，总数达800人枪，横行于柳江与柳州市郊区附近；林秀山匪部扩大为20余个团番号达2000余人，活动范围达几个县。部队夏休整风期间（7月至10月），土匪活动更加猖狂，逐步向我腹地侵蚀，瓦解农会民兵，袭扰地方政权，抢劫车辆船只，围袭我小部队。例如向天雷率匪800余窜扰湘桂铁路两侧，几次破路打劫；林茂权、冯常钧、何宣勤等匪断绝了柳州至长安的水陆路交通，广设税卡并多次打我船只汽车。为了打击土匪的凶焰，主力部队在夏休整风期间，采取重点进剿和有把握才出击的原则，对柳江、柳城及邻近郊区的土匪部队进行了重点进剿和扫荡，共歼匪4000余人，保障了铁路运输和夏休整风的顺利进行。

    主力部队经过夏休整风，学习了中央的“双十指示”及毛主席关于广西剿匪的指示，总结了前阶段剿匪的经验教训，整顿了思想作风和纪律，大大地提高了我军的战斗力。

    在主力部队实行军事进剿的同时，柳州市在1950年上半年，专政机关即着手进行整理全市的户口和建立街道政权的工作。通过户口大检查和特务、民枪登记，查出了一批坏人，基本上掌握了本市的户口情况。在这基础上，从5月份开始建立群众治保组织和街道政权。两个月来的时间，组织了57个街道委员会，929个居民小组，还装钉了门牌。这样，为在市区清匪肃特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使土匪特务难以藏身。我公安干警和守备部队，密切依靠群众，开展对匪特的侦破工作。7月我破获和逮捕了匪自卫救国军头目叶贵发、冯老金及破坏我电讯器材的陈彩荣等6名匪犯；9、10月间，又破获了伪48军匪首李济刚及桂中军区副司令钟铁肩一伙。由于当时的领导思想受右的影响，在执行政策上有“宽大无边”的偏向，对反革命的镇压不够坚决彻底，有的匪特被我三擒三放，毫不悔改，反而变本加厉。在斗争前期，柳州市只枪决了3名匪首，所以群众非常不满。在剿匪肃特的后期——从1950年11月开始，主力部队和地方党政干部积极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双十指示”和毛主席关于广西剿匪的指示，大力纠正了执行政策上右的偏向，在剿匪肃特斗争中，不断地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直至胜利地完成了城市的民主改革和镇压反革命、郊区的清匪反霸和土地改革等历史任务，彻底地消灭了数百年来未绝迹的匪患。

    1950年10月下旬部队整风结束，在领导思想上明确了剿匪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在战略战术上明确了重点剿匪的方针，以柳城、雒容、武宣三县为重点，集中优势兵力围歼土匪，摆脱了过去那种零敲碎打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局面。主力部队总结了前一阶段的剿匪经验，摸清了情况，掌握了土匪活动的规律和特点，大力开展剿匪立功运动和群众性的剿匪运动，坚决执行“集中力量，重点剿匪”、“军事清剿与政治争取相结合”、“军政夹攻与经济封锁相结合”、“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和政策。

    我军在柳州地区及柳州市郊区的大进剿，从1950年10月27日开始，便三天五捷，歼匪1000余人。11月上中旬，各部队先后进入清剿小股土匪及驻剿散匪阶段，至12月底共歼匪1.2万多名。至此，全年共歼匪2.3万余人，缴获各种枪械1.3万余支。重点区基本上肃清了20人以上的股匪，其中包括市郊区12月10日清剿盘龙山地区的何宣勤匪部，12月20日清剿飞机场附近门头、七下、大桥一带的陈路南匪部的两次战斗。在清剿盘龙山何宣勤匪部的时候，军分区政委齐渭川和柳州市市长魏伯亲自指挥部队战斗，附近乡村300多名民兵、农民、妇女会员、儿童团员参加清剿。这两次战斗，共歼匪50多人，生俘匪副官主任丁茂松和从台湾派遣来的电台台长龙波等匪。各地土匪遭我严重打击后，纷纷出来缴械投降，如曾率匪攻打柳州市依山村的匪首陈伟，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迫带残匪22名向我缴枪投降。流窜在市郊帽合村的吴云匪部也向我军投降。

    进入1951年后，我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力量乘胜前进，扩大战果。柳州地区最大的土匪头子林秀山和林茂权，分别在2月5日和3月间于大瑶山和罗城就擒。这两个罪大恶极的匪首，都被押来柳州示众和公审枪决。截至“五一”劳动节前为止，柳州地区和柳州市郊区的土匪基本肃清，前后共歼匪5.3万余人，基本上完成了毛主席给予的在“五一”前剿完土匪的光荣任务。在剿匪立功运动中，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涌现了很多战斗英雄和工作模范。尔后，柳州军分区的主力部队再接再厉，继续搜剿和扫荡残匪，取得了很大的胜利。1951年9月29日，柳州军分区在柳州发布新闻，公布了1950年至1951年9月的剿匪战果：主力部队共歼匪6.4万多名，歼俘团级以上的主要匪首273名，地方政府的民兵武装部队共歼匪28597名，两项合计共歼匪9.25万多名。

    四、市区的镇反和民主改革

    由于柳州地区的主要股匪被歼灭，柳州市的社会秩序和治安工作得到相应的巩固和改善，市区和郊区的清匪肃特斗争也得到顺利的开展，并且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从1950年11月起，市委、市人民政府就开始在镇压反革命方面纠正了右的偏向，对反革命分子坚决实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大力发动各阶层的群众参加斗争。11月14日，召开万人公审大会，枪决匪犯郑汝佐、郑红、陈彩荣等11名；12月7日晚上，在市长魏伯的率领下，全市集中了350名党团员，配合公安干警，举行全市大搜捕匪特的突击行动，共捕获匪特193人；12月 16日枪决匪首覃乃高、潘怀茂、叶贵发、刘昆、杨裕忠、曾凡珍等7人；12月24日又公审枪决了土匪特务栗成寿等9名匪犯。广大人民群众看见政府为人民作主，为民除害，纷纷丢掉顾虑，积极地协助公安机关清匪肃特。公安机关由于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协助，侦破匪案的工作效率大大地提高了，到12月中旬共破获匪特案件90余起，捕捉首要分子300人，收缴特工电台10余部。1951年元旦这天，《柳州日报》发表了《投诚自新者生，坚决为匪者死》的社论，还同时刊登了匪152军军长刘冠坤、匪民主自由联军广西军区第1军军长韦代煊等13名投降自新匪首写的《联合告土匪书》，向敌人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1951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条例》根据党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规定了处理反革命案件的原则和方法，使镇压反革命斗争有了法律的武器和量刑的标准，推动了运动广泛的开展。柳州市的清匪肃特斗争纳入了全国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共柳州市委和市人民政府为了加强对镇反运动的领导，成立了柳州市肃反委员会。5月，还在市区成立民主改革工作大队（大队长为郭伟杰），负责领导市区的镇反及民主改革工作。公安机关在2月16日至3月15日，进行了反动党、团、特务分子的登记工作，共有1871人到我专政机关报到登记。公安局还收缴了民枪464支、子弹2万余发。民主改革工作队结合镇反和抗美援朝运动，深入街道、工厂、行业、交通运输等部门，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和斗争在这些部门的土匪、特务、地主、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分子、伪军政人员、封建把头、封建会道门头子及其他坏人。广大的工人和其他阶层的人民群众积极参加斗争，并在斗争中提高了政治觉悟。例如弯塘路居民曾纪强徒手与土匪搏斗，活捉土匪1名，缴获手枪1支；北站路79岁的老阿婆杨马氏大义灭亲，向政府检举了当土匪的女儿；市第六小学的学生朱桂珍动员当过土匪的父亲向政府坦白自新。党和人民政府为了充分依靠群众和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搞好镇反工作，召开了人民代表会议共商镇反大事，并于5月间在《柳州日报》上先后公布两批共131名反革命分子的罪行材料，交给广大群众提出处理（量刑）的意见后，再交给由工人、农民、工商界、文教界、民主人士方面代表组成的柳州市反革命案件审查委员会审查讨论，最后提交人民法院在判处罪犯时参考。接着5月28日举行了一个有4万多人参加的宣判大会，当场宣判了对63个反革命分子的处理，会上当场枪决了大土匪头子陈伟、林绍裘、张兆麟等5人，取保释放4名匪犯，显示了党的政策威力，大大地激发了群众镇反的积极性，使一切隐藏在阴暗角落里的反革命分子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根据市公安局1951年《镇压反革命总结报告》的统计，柳州市从1950年12月至1951年年底，先后逮捕了反革命分子1219名（其中特务182名、土匪地下军656名、散匪6名、反动党团骨干分子25名、反动会道门头子32名、恶霸153名），其中枪决了134名，判刑劳改880名。

    五、郊区的清匪反霸和土改

    中共柳州市委为了在郊区完成清匪反霸、实行土地改革的伟大任务，1950年11月20日成立了柳州市人民政府郊区工作大队，下辖4个中队。大队长由中共柳州市委副秘书长熊元清担任。各中队的负责人有刘成栋、陈玉碧、孙向明、康成禧、陈雨甘、明乐、欧敏士、张英、张子杨等，共有工作队员100多人。该大队为武装工作队，兼管郊区各片的武装自卫委员会，负责组织农会、民兵，配合主力部队清剿土匪，实行土地改革。

    柳州市郊区划为4个区，共有23个村，人口为2万余人。工作队在1950年11月至1951年3月15日为止的这段时间，以剿匪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经过主力部队436团的大力进剿及展开政治攻势后，股匪已溃散，大部分土匪出来自新。但是顽固的敌人是不甘心失败和死亡的，被我击溃后部分星散的土匪特务仍然在暗中活动，如特务头子韦文俊、韦文甫等在雷村、从正等地组织“动员委员会”、“认识会”、“兄弟团”、“自卫队”等及各种迷信反动组织，并以结盟拜把等方式拉拢落后分子和坏分子，进行造谣破坏活动，继续控制农村与我顽抗。工作队针对敌人的活动情况，在紧密地配合主力部队搜剿残匪的同时，大力开展政治攻势，大张旗鼓地宣传剿匪斗争的胜利形势及我党的剿匪十大政策和镇反政策；利用统战形式吸收郊区的开明绅士和各阶层的代表人物参加郊区治保委员会；工作队协助解放军在忠孝村举办自新土匪集训班，先后共集训了1000多名土匪，并且通过召开匪属、地富、伪保甲长会议，对他们进行政策攻心，分化瓦解。更主要的是，工作队深入群众，访贫问苦，紧紧地依靠贫下中农，扎根串联，发动群众参加挖匪清匪的斗争。由于路线正确，工作深人，政策掌握得较好，充分地发动了群众，所以郊区的清匪反霸工作在1951年2月底基本结束，并从3月初开始土改，经过两个多月的斗争，有18个村在“五一”劳动节前夕，胜利地完成了土地改革，摧毁了封建上地制度，挖掉了匪根。

    郊区在清匪反霸和土改中，共处决土匪、特务、地主恶霸分子187人，俘虏或自新人员1000余人，被关押和服刑的匪犯400余人，收缴各种枪炮1000多支（门），发展了农会会员1576人，民兵265人，妇女会员822人，培养了农民干部255人。

    主力部队436团在郊区剿匪期间（主要是1951年元月中旬以前），共打死、打伤、俘虏土匪780余名。

    柳州铁路系统也在这个时期开展清匪肃特的镇反运动，从1950年至1951年9月，经柳州市人民法院判处枪决的匪犯共36名。

    综合上述市区、郊区、部队、铁路的统计数字，柳州市在剿匪、清匪反霸、民主改革为主要内容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总共歼灭匪、特等反革命分子5000多名（其中被审判枪决的393名，被判刑劳改的1280名）。由于剿匪斗争和镇反运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大大地加快了柳州市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的速度，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夜不闭户”的良好社会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