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16日,中共南委组织部部长郭潜到桂林领取党的活动经费,其间曾与中共广西省工委和中共桂林市委的领导人接触,并以南委组织部部长的身份,要求广西省工委向他汇报广西党组织的情况。随后郭潜离开桂林回广东。5月26日,郭潜在广东曲江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当即叛变投敌,供出了南委和广西省工委领导人名单,导致中共南委遭受破坏,广西省工委失去了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6月16日,广西省工委组织部部长黄彰赴曲江找南委汇报工作,获悉南委被破坏的消息即回桂林,与中共广西省工委负责人钱兴、苏蔓研究了应变措施。7月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急电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令其立即着手破获中共广西地下组织。7月7日,国民党中统局特务庄尚之与叛徒郭潜等6人由江西来到桂林。8日晚,国民党特务军警逮捕了中共广西省工委对外交通员梁耀宝。梁随即叛变,供出所知的党员名单。7月9日,军警特务在桂林大肆搜捕中共广西省工委和桂林市党组织的成员。省工委副书记苏蔓、妇女部部长罗文坤、南委驻广西特别交通员张海萍以及一些党员和进步青年学生被捕,史称“七九事件”。

苏蔓、罗文坤、张海萍在狱中受到惨无人道的严刑拷打、恐吓利诱,但他们坚贞不屈,没有供出自己的组织和同志。敌人无计可施,妄图“放长线钓大鱼”,把他们假释。他们回到逸仙中学后,发现敌特跟踪,暗中包围了他们的住处。他们识破了敌人的企图。为了保卫党组织和自己同志的安全,他们三人毅然采取了集体自缢,以身殉党。及时给党组织和自己的同志发出了报警信号,敌人的阴谋破产了。

桂林七九事件发生后,整个广西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桂系敌特为了实现国民党中统局“予以一网打尽”的罪恶阴谋,使出各种反革命伎俩,企图缉拿广西省工委书记钱兴,以扩大破坏中共组织的线索。不久彭维之(原中共桂西南特委书记)被捕叛变,供出了桂东南和桂西南地区的共产党员名单近百人。他给敌人提供了扩大破坏中共组织的线索,导致了1943年玉林地区的一一三事件和南宁地区的一一五事件的连续发生,使广西各级党组织多数受到了破坏,许多革命同志遭受拘捕、虐待和摧残。

1943年1月21日,中共广西省工委为反对国民党当局对共产党人的继续摧残,遂以“中共桂委”的名义,再次发布《为反对顽固反共分子继续摧残告广西当局暨各界父老书》,揭露自七九事件以来顽固反共分子残酷迫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制造白色恐怖的罪行;指出顽固反共分子的反动行径是有计划、有步骤的,如不从速制止,则“煮豆燃箕”之痛复现于国共两党之间,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祸害国家民族;申述广西共产党人竭力从事抗日救亡和广西建设的模范行动,声明此立场不变;要求广西当局立即释放被捕人员,撤销各地市县通缉令,制止恐怖事件再扩大,以国法制裁迫害苏蔓、罗文坤、张海萍三人的主谋分子,恢复被迫出走人员的职业、学业,并保障其生命安全。2月7日,广西省工委向全省党员发出《为反对顽固反共分子继续摧残告全体同志书》,指出:反共逆流从桂林泛滥到了各地,顽固反共分子为了扑灭共产党,实现其一党专政独裁的迷梦,强迫中共党员“悔过”、“自新”,胁迫中共党员的家属、亲友劝降,并利用叛徒、特务,通过地方政权进行跟踪追捕,继续残酷迫害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告诫和号召全体党员:无论局势如何严重,都要始终不渝地坚持党的政治主张和路线方针;要学习苏蔓、罗文坤、张海萍三位同志宁死不屈、以身殉党的革命气节,声讨叛徒梁耀宝、彭维之贪生怕死、叛党变节的罪恶行径;要坚决遵守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发扬坚韧奋斗的精神;要严密党的组织,遵守秘密工作条例;要深入群众,联系群众,依靠群众;要加强学习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器;要向各界人士普遍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和残酷迫害共产党人的事实真相。党内同志读到这两份文件后,深受鼓舞,得知党的上级机关仍然是坚强的,仍然在领导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着不屈不挠地斗争,更加坚定革命信念,树立信心去争取革命斗争的胜利。

七九事件使得柳州的中共组织也遭到了破坏。7月10日,钱兴派陈盛年到柳州通知中共柳州市委撤退。柳州市委接到广西省工委关于撤退的通知后,立即布置撤退工作。市委书记路璠指示市委领导成员杨烈和李文浩,立即通知柳州中学搞学生运动较暴露的党员和柳州日报社的党员撤退。市委领导成员路璠和杨烈撤退到融县，李文浩亦撤离柳州。在学校的党员等期考结束后,便不动声色地全部撤离。大部分党员撤退到反动统治较为薄弱的广大农村,积蓄力量,等待时机。

1942年7月,为了适应复杂的斗争环境,广西省工委决定撤销柳州市委机构,各基层组织亦撤销,一律改为单线联系,确保组织和党员的安全。同时,省工委指派吴赞之为中共柳州特派员,负责领导柳州党组织的工作。吴赞之以三民主义青年团柳江分团部书记身份为掩护,开展工作。

9月,吴赞之在三青团柳江分团部的活动受到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并受到特务的监视。广西省工委得知此情况,立即通知吴赞之撤离柳州。吴即以身体不适、需要到外地治病为由,辞去三青团柳江分团部书记的职务。吴赞之撤退后,广西省工委将中共柳州特派员改为中共柳州县委员会,并指派在柳江县政府合作指导室工作的熊元清任书记。

隐蔽在柳江县政府合作指导室的中共党员除熊元清外,还有胡习恒、覃显(覃立彬)、曾少庆、黄维光等,他们以合作指导员的身份分别深入到柳江县的乡村,借开展组织合作社的机会与农民接触，了解农民的生活状况,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帮助群众解决生产和生活问题。组织食盐合作社,为群众解决因日军封锁造成的食盐缺乏和盐价昂贵的困难;组织信用合作社,为农民从银行争取到低息贷款,解决了农民购买种子、农具和口粮的困难;组织消费合作社,解决农民购买生活日用品时免遭商人的中间剥削;组织生产合作社,利用农村的竹木加工制造商品,增加农民收入,改善生活。他们的工作得到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好评和信任,在群众中建立了坚实的工作基础。

1943年1月,国民党中统特务10人带着黄旭初的手令来到柳州,与柳州专署、柳州警备司令部密谋策划,与南宁统一行动,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和进步分子。1月15日拂晓,中统特务及柳州军警武装人员兵分几路,同时行动,分别在柳州日报社、柳江国民中学、龙城中学、中正日报社等处,抓走3名中共党员和1名工人群众。事隔几天,军警特务又在市郊鹧鸪江的国民党第十六集团军妇孺工读学校抓走4名中共党员。在柳城,由于没有接到撤退通知,在国民党县府和柳江国民中学的2名党员被抓走。在被敌人拘捕的中共党员中,有的事前已接到组织撤退的通知,但由于对敌人还抱有幻想和侥幸心里,不愿意离开城市到农村去,而成了敌人的阶下囚。月余后,广西省调查统计室特务头子亲自带着叛徒来柳州劝降,有的人经不起特务和叛徒的花言巧语自首了。这个事件给广西的中共组织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和损失,教训也是十分深刻和沉痛的。党的组织虽然在斗争中遭到挫折和破坏,但广大党员仍然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不畏强暴,前仆后继,继续为中华民族的自由和解放进行着英勇顽强的斗争。

9月,由于中共柳州县委书记熊元清受到敌特的监视,经组织同意转移到武宣农村暂时隐蔽。中共广西省工委指派胡习恒接任柳州县委书记的职务。柳州县委为扩大党的活动范围,将部分力量转移到农村,在农村建立党的工作据点。同年9月,派覃显、韦纯宽、李文达、陆焕斐等到柳江县里雍小学建立据点并开展活动。主要任务是负责城乡联络、培训干部、掩护过往干部、发动农民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这个据点的工作人员虽多次更换,但据点的工作一直坚持到1949年秋。

1944年9月下旬,中共广西省工委政治交通员庄炎林到柳州向柳州县委传达省工委的《八月决定》,要求柳州党组织认真研究贯彻执行,迅速发动和组织群众在农村开展抗日武装游击战争,保卫家乡。10月,中共柳州县委书记胡习恒按照省工委关于开展敌后武装斗争的决定,布置党员各自回到家乡,积极参加当地党组织领导的或国民党政府领导的抗日组织,并在国民党的抗日组织中争取领导权,搞好统一战线工作,动员广大群众开展抗日保家乡的斗争。